半岛都市报
-A10版:朝花周刊-2023年10月21日
日期：10-21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
日前,95后青年作家周于旸的最新小说集《招摇过海》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周于旸的第二部作品,是他近两年写作的短篇小说合集,由《招摇过海》《命里有时》《退化论》《宇宙中心原住民》《雪泥鸿爪》《大象无形》《前有饮水处》《不可含怒到日落》八个故事构成。八则故事,八场逃离,周于旸在现实的洪流和魔幻的水泽间,以盘桓的叙事与诗意的想象编织一场又一场醒不来的梦:鱼腹中藏着海的秘密、老旧腕表持续着呢喃、人类退化成鸟兽、玻璃墙后困兽在抓挠、隐身者遗忘了现身术、下不完的棋局、饮血如渴的扳机,还有那无法告别的落日余晖……10月18日,接受半岛全媒体记者专访时,周于旸表示,成长的本身可能也是一种逃离,他在虚构的世界里想象与思考,获得创作的新鲜体验,也给当下的生活一束光亮。
逃离是人生的大命题
记者:新书八个故事以不同的维度讲主动或被动的逃离,为什么会选定或者反复阐述这样的主题?
周于旸:逃离其实就是走向别处,去另外一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人活在世上,仿佛就是为了走向别处。毕了业离开学校,或是换了一份工作,那也是对前者的一种逃离。它囊括了很多东西,逃离可能是一个无法逃离的主题,也包括了人的成长。人在不断的成长中,离开了原来的一种状态,有一些新的想法或新的境遇,成长的过程也是一种逃离。
记者:《招摇过海》写出了舅舅少年到中年对现实生活的逃离、妥协及对理想的追寻,故事首尾对漂流瓶的呼应特别出彩,这么处理出于怎样的考虑?书名选定《招摇过海》,是对这一篇最喜爱吗?
周于旸:漂流瓶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舅舅真的觉得这是个漂流瓶,他想去寻找漂流瓶上所画的那个岛；另外一种情况是他想逃离这个地方,需要一个借口,一个契机,他不需要这个东西是真的。
舅舅一直在寻找一种逃离的方式,他们在船上有段谈话,当“我”听到舅舅的一些想法和遭遇之后,“我”觉得可以做点什么,就帮他做了漂流瓶。他们俩有一种隔空的心领神会,很默契地就把这个事情给做完了。
故事的结尾是开放的,舅舅的逃离是去别处追求自己的生活了,还是最后不知所踪,都有可以去理解的方式,需要读者的想象来完成剩余的部分。
《招摇过海》是我比较满意的一篇。当时我正好要去鲁迅文学院念书,在酒店隔离了半个月,完成了这篇小说,隔离就像待在一个孤岛上,这篇小说也正是写关于岛的故事。创作这篇小说时,自己也正在经历一些事情,马上就要见到新的同学,在北京开始新的生活,还是比较憧憬的,有一些心理上的变化,这篇小说和这些东西绑在一起,对我来说有一些特殊。
跟着笔下人物寻找答案
记者:《雪泥鸿爪》一文中,你分别以江峰和樊雪的口吻叙述推进故事发展,以“隐身术”伏笔了无限可能,结尾“木镇”小节却以第三人称揭示整个故事,解构了此前种种。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创作这个故事的缘由及结构方面的考量吧。
周于旸:“雪泥鸿爪”出自苏轼的一句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人终究会要被自己的生命经验所塑造,一个人不论经历了多少事情,成长到什么地步,童年时留下的遗憾还是会影响着他。有点自我寻根的意思,小时候的事情一直影响着主人公,影响他长大后对问题的看法或对人生的选择,有一些事情是你终将要去面对的。
写到后面“死亡才是唯一的隐身术”,是因为两万多字的小说里,反复去写隐身术这个主题的时候,慢慢地就把它给解构出来了,写作的时候自己也在感悟,最后感悟到了这一层,小说就可以结尾了,创作的乐趣就是跟着人物一起去冒险。
记者:感觉你小说的题目蛮有意思,例如《命里有时》《大象无形》扣应故事里的钟表、象棋,与故事又似乎若即若离；《退化论》是进化论的反讽吗?《不可含怒到日落》又有怎样的隐喻或意象?
周于旸:题目通常在小说完成之后才确定,而且可能会改很多次,《招摇过海》也是后来才改成这个名字的,好听好念比较重要,没有太多门道,有时候反复咂摸,有时候就是灵光一闪。
《退化论》写的是人类,世界越来越复杂,人越来越难看清自己,把人身上多余的属性剥离出去,可以看清楚人的本质,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属性,这是创作《退化论》的一个想法。
《不可含怒到日落》也是引用的一句话,小说里出现过很多次日落,有种青春的感觉,两个人一起面对日落,这种青春的景象比较美好,但同时落日又意味着黑夜要到来了。“不可含怒到日落”大概就是指安静地欣赏日落,在黑夜来临前重整旗鼓。
跟着想象力走是更愉悦的过程
记者:想了解一下你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
周于旸:上中学的时候,因为功课没有那么好,常规的考学路径对我来说可能很难,就思考自己将来能干啥,觉得写作可以是一条出路。我的作文成绩好,经常得到老师的赞赏,也是因为这个,让我觉得自己还不会沦为平庸。后来参加了新概念作文大赛,得奖之后受到了一点鼓励,这个鼓励比较及时,让我坚定了以写作为职业的想法。
记者:你讲故事的文笔非常老到,时空跳跃性很强,受哪些作家或作品影响比较大?
周于旸:最早可能是受钱锺书、张爱玲的一些影响,因为他们的比喻句写得很好,最早写作的时候,就是想写出一些很好的比喻句,比喻是文学特有的东西,电影、绘画或者摄影这些艺术门类里,没有什么可以表现比喻这种文学修辞,只有在文学作品里可以做到。
后面影响我比较大的,是马尔克斯、卡夫卡之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除了内容和创作手法的影响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是超现实的小说,小说中描写的故事不太会在现实中发生的,原来依靠想象力也能做很多事情的。写小说的时候我们习惯去找现实中的题材,人生经验不够的时候,可能很难下笔,但是看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夫卡这样的作家,依靠想象力也能写一些小说出来,就不必要等着人生经验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去创作,这些观念上的影响对我很重要。
记者:你的故事有现实的生活,也有明显的虚幻,想了解一下你的创作是怎样一种情形?例如素材的积累、故事设定、生活经验……你怎样看待和处理文学作品的“真实”与“虚构”?
周于旸:创作小说主要依靠一些想法,我不太喜欢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创作,不想把自己的生活暴露在一个公开的文本中,宁愿去写一些离自己生活很遥远的事情,这样创作的时候也有一种新鲜的体验。一个虚构的故事和人物更让人感到自由,因为虚构意味着你可以有很多种处理方式。可以跟着想象力走,而不是跟随经验走,我觉得是更愉悦的过程。
至于文学作品的“真实”与“虚构”,我觉得文学作品的虚构跟现实的关系是很暧昧的,它有一些超越现实,但好像又是在现实范畴里,处于比较灰色、暧昧的一个地带。小说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超越现实,又有它本身的文学逻辑。
记者:文学在你的生活或人生中是怎样一种位置?近期有怎样的创作规划?
周于旸:博尔赫斯有一句话:“写作是为了光阴流逝使我心安。”写作提供了一些现实意义,它可以让你的精神聚焦到一件事上,生活中需要有这样一种工作,让你的精神和情绪有个去处。写作也是回报率很高的事情,任何的人生经验,都可以转化成写作的体悟吸纳进去。
目前我在写一个长篇,已经完成了将近一半,长篇比短篇费力很多,很消耗人,是持续性的战斗,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都要与它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