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都市报
-A14版:朝花周刊-2023年07月08日
日期：07-08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
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夏坚勇深耕宋史十余载,其大成之作“宋史三部曲”日前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宋史三部曲”包括《东京梦寻录》《庆历四年秋》《绍兴十二年》三种,分别以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北宋仁宗庆历四年、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这三个深具代表性的历史时段作为叙事节点,从宋真宗东封、庆历新政、岳飞被杀这些富有意味的历史事件入手,进入历史横切面,阐微发幽、抽丝剥茧,生动反映两宋时代的政治风云和社会生活,堪称文字版“清明上河图”。接受半岛全媒体记者专访时,夏坚勇表示,“宋史三部曲”每一本的创作都具有偶然性,是因写作灵感的萌动、在探寻和追问中完成的,他从细部入手,“抓住了人性这个总题目,作品就有了真切可感的人情味和烟火气,作品中的历史描写也就具备了密度和深度。”
>>>十年磨一剑
爬梳史料,复原历史真实
记者:夏老师深耕宋史十余载,请介绍一下您的“宋史三部曲”三书的创作缘由及历程。
夏坚勇:写一部东西的由头,有的可能蓄谋已久,有的则是一时心血来潮。关于《绍兴十二年》,最初触发我的写作动因,是为了追问宋史中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宋高宗为什么一定要杀岳飞,通行的说法总是用和战之争、忠奸之辨、善恶之分来解释,但将事件的前因后果认真梳理后我发现,其中牵涉到一系列根本性的政治原则问题,包括赵宋王朝的执政理念,绍兴年间的政治格局,政权运行的内部肌理,文臣和武将之间的权力博弈,当然也包括当事人之间的个性冲突。穿透历史的迷雾,从史料的蛛丝马迹中探寻人性的多面与复杂、厘清和复原历史事件的丰富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勾连,这些都为文学书写提供了大有可为的空间,《绍兴十二年》就是在这种探寻和追问中产生的。
同样,《庆历四年秋》是为了追问向来以“恭俭仁恕”著称的宋仁宗,在处理一桩小小的公款吃喝案时,为什么要痛下狠手。而《东京梦寻录》的创作起因则是《宋史·真宗本纪》中的一句话,在总结祥符年间那场波及全国的造神运动时,作者发出了“一国君臣如病狂”的感叹。寻找潜藏在偶然性背后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人性的幽微诡谲,是历史写作的驱动力。这三本书的写作,我一共用10年时间,我不是一个高产作家,但我是认真的,在创作中有足够的耐性。
记者:“宋史三部曲”创作过程中可曾遇到困难或瓶颈?有何印象深刻的故事与读者们分享?
夏坚勇:一部长篇作品,在写作过程中总会有不顺的时候,这很正常,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对策,一是看史料,有时候,史料中那种富于意味的新发现会让你豁然开朗。还有就是看题材或风格相关联的文学作品,从别人的作品中得到启发。再有一个就是把已写完的部分反复看,激活自己的灵感。
《庆历四年秋》第六章“声声慢”,写的是新政颁布后,在实施过程中成效平平以至无疾而终的困境,但手头没有很好的细节或情节,笔下显得空洞而呆滞。我只得暂时放下,再次梳理那段时间的史料,从中发现了一桩陈留县的土桥事件,被我欣然采用。此事的故事好,峰回路转,活灵活现。从写法上看,可说是从原先的情节和人物主线上故意宕开一笔,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一件不大相干的小事的来龙去脉,而折射的却是宋王朝的政治生态和官场潜规则,其意旨和全书是一脉相承的。
>>>跨文体写作
细部入手,拓展散文疆域
记者:《绍兴十二年》中您重点解读岳飞之死,《庆历四年秋》关注庆历新政,《东京梦寻录》聚焦真宗东封,您从具体的历史事件入手,抽丝剥茧缕析两宋时代风云和生活万象,您是怎样做到纵横捭阖几百年历史,举重若轻描摹两宋人与事的?
夏坚勇:我原先是写小说和剧本的,上世纪90年代初转向历史散文的写作。因此,无论是写人写事,我习惯于从细部入手,这是小说和剧本的笔法。“小说小说,从小处说起”,叙事性的散文也应该是这样的。
从细部入手,就是从人和人性入手。既然历史活动是人的活动,既然文学就是人学,那么,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就不可能离开对人和人性的描写。在写作中,无论是还原历史现场也好,呈示当时的时代氛围和社会肌理也好,探究当事人的心路历程也好,归根结底都是对人性的追问和描写。你对历史的认识,首先来自对人性的认识；你和历史的沟通,首先来自和人性的沟通；你对历史的陈述,首先来自对人性的陈述。抓住了人性这个总题目,作品就有了真切可感的人情味和烟火气,作品中的历史描写也就具备了密度和深度。
历史学与历史题材的文学,虽然面对的都是历史,但立足点是不同的,历史学追求的是“发生了什么”,而文学追求的是“应该发生什么”,在这个“应该”中是对历史情境的揆情度理,而想象和虚构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也正是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不同于历史研究的文本特征。
记者:“宋史三部曲”叙事时间横跨两宋,文中细节特别多,有议论有观点,既有宏大叙事,又具细致幽微,这是否凸显了您历史散文创作的特点?您有何经验和心得与年轻作家们分享?
夏坚勇:在这些年的历史散文的写作中,我其实是有一点想法的,那就是力图让散文这种文体的疆域有所拓展,拓展的一头侵入小说,这是就技法而言；另一头侵入学术,这是就史识而言。因此,也可以说,我探索的是一种跨文体写作。跨文体写作是作家对文学的一种期待或吁求,即自己在处理一个题材时,能否把自己的十八般武艺都施展出来,从而呈现出一个更好的自我。
我希望在自己的笔下既能呈示细密精微的人情洞察,又有对于天下大势纵横捭阖的宏观把握。但想法毕竟只是想法,那种才华与史识兼具,情怀与学养相长,文思蕴籍且寄托宏远的境界,我一辈子也难以企及,我只能努力把每个字、每句话安放妥当,孜孜以求,如此而已。
>>>宋朝不简单
深耕宋史,将试水长篇小说
记者:您以《东京梦寻录》作为“宋史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是有怎样的象征或寓意吗?有人说宋朝是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人说有宋一代积贫积弱,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您说宋朝“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能讲讲您眼中的宋朝吗?
夏坚勇:说明一下,三部曲中的三本书,每一本的创作都具有偶然性,都是因写作灵感的萌动而产生的随机性事件,因此,三本书之间不存在统一构想或顶层设计的寓意之类。
宋朝不简单,政治稳定与专制腐败互为表里,体貌宽柔与因循苟且共存共荣,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尚武精神的沦落混搭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两种色调。宋代的商品经济相当发达(且看《清明上河图》),国家的经济政策也比较亲民,商贩的税负很低,像武大郎那样的角色,靠一天卖几笼炊饼就能养一个吃闲饭的老婆,还能租住临街的两层楼房,如果不是遇上西门庆,小日子会过得很滋润。活跃的商品经济催生了繁荣的市民文化,这我们从《水浒传》以及《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都城记事》等小说或笔记中都可以看到,陈寅恪对宋代的评价相当高,登峰造极,他所说的“文化”,不只是指文学艺术,而是一切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总和,他评价中的“造极”,宋朝当之无愧。
记者:《绍兴十二年》《庆历四年秋》这样的书名以及行文风格让人想起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您是否受他影响或向他致敬,还是“英雄所见略同”?
夏坚勇:在这里,我说一下《庆历四年秋》的得名。那年秋天,《钟山》要我以宋史为题材为他们写一个专栏,我答应了,并很快形成了几篇文章的构思,其中第一篇就是关于庆历年间的进奏院案,题目是最早闯入的:《庆历四年秋》。我觉得这题目不错,甚至可以说妙手偶得,因为凡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读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该文的第一句就是“庆历四年春”,这句话太耳熟能详了。现在我把“春”换成“秋”,其效果就正如鲁迅所说的“熟悉的陌生人”,作为文章的题目,对读者的诱惑力是大可期待的。但我又想到,把这样好的题目交付给一篇万把字的文章,似乎太奢侈了。奢侈不好,我决定重新规模架构,于是就写成了一部20万字的长篇格局。
至于《绍兴十二年》,是模仿《万历十五年》的题目,但在写法上和他拉开距离,《万历十五年》以人物为小标题,亦以人物作为叙述线索。《绍兴十二年》以时间为小标题,亦以时间作为叙述线索。这种有借鉴亦有规避的做法,出自初衷。
记者:“宋史三部曲”之后,您是否仍会继续宋史相关的创作?下一步创作规划可否透露一下?
夏坚勇:我当然还要写下去,而且还会在宋史这块土地上。但可能会换一种写法,不写散文,写长篇小说。那是一种难度更大的写作,我想考验一下自己的力量感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