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城博物馆里的章衡人物像（图片系翻拍）
庆历年间，范仲淹领导推动的“庆历新政”席卷北宋朝堂，以整顿吏治、削减冗官、轻徭薄赋为核心的革新浪潮，为暮气渐生的王朝注入了革新火种。
十余年后的嘉祐二年（1057），一场被誉为“千年龙虎榜”的科举盛典载入北宋史册。这场科考的主持者，正是庆历新政的核心成员、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秉持新政“澄清吏治、倡导实学”的核心理念，力矫文坛浮华之风，不仅扭转了当时骈俪绮靡的文风积弊，更一举选拔出包括章衡、苏轼等人在内的济世之才，为北宋政坛、文坛、思想界铸就了半壁江山，让庆历新政的改革精神得以延续与升华。
来自福建浦城的章衡，便是这场盛典的魁首，他以深刻的策论、出众的才学力压群雄，摘得状元桂冠。章衡不仅在仕途上历经四朝、政绩卓著，更在财政会计领域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首创年度财政预算制度、构建三重账册核对体系、设计标准化财务审批表单，将北宋混乱的财政管理推向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成为中国古代财政会计制度的重要奠基人。
状元及第：浦城文脉滋养的济世之才
章衡，字子平，宋真宗天禧元年（1025）生于建州浦城（今福建南平市浦城县），系唐末名将章仔钧七世孙。浦城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自唐以来便是文风鼎盛之地，素有“文献名邦”之称，章氏家族作为当地望族，更是世代崇文重教。
章衡父亲章欣于庆历六年（1046）登进士第，彼时正是庆历新政推行的尾声，新政“以经义取士、重实学致用”的选官导向，为寒门士子开辟了仕途通道，章欣的登科既是家风传承的成果，也深受新政文风革新的影响。这份务实济世的家风，为章衡的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章衡天资聪颖，六岁启蒙读书，十五岁便通晓经史子集，青年时期便立下“经世济民”的志向。他深受庆历新政“减冗费、安民生”思想的熏陶，在浦城苦读期间，不仅钻研经史，更留心钱谷之术、民生利弊，早早展现出对财务核算的敏锐天赋。
他师从“海滨四先生”之首的陈襄。在陈襄的悉心教导下，章衡对儒家经典和历史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感悟。陈襄曾作《隐君子为章衡赋》，称赞他“尧舜神且智，知人亦孔艰。勉哉二秘阁，贤行如高山”，足见其对章衡才华和品德的高度认可。
嘉祐二年（1057），三十二岁的章衡赴汴京应考，这场科考因群星璀璨而被后世誉为“千年龙虎榜”，成为北宋人才史上的里程碑。当年正月初六，文坛领袖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权知贡举，负责主持当年的科举考试。他力排“太学体”的浮华文风，倡导“文以载道、务实致用”，恰好与章衡的治学理念不谋而合。
这一榜的上榜者堪称北宋精英的“梦之队”，除状元章衡外，还囊括了众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名人。
文坛的革新力量在此积蓄。苏氏兄弟苏轼、苏辙同登此榜，二人日后成为“唐宋八大家”的核心人物，开创了宋代豪放词风；还有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以文风严谨、务实著称。
深刻影响后世的思想家们，也在此登上庙堂提供的广阔舞台。程颢，北宋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其“格物致知”的思想影响深远；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千古名句，构建了关学体系。
多名未来深刻影响朝局的重臣，亦在此榜之中。章衡的族叔章惇，日后成为北宋宰相，主导了多项变法举措；还有吕惠卿、曾布等，均在王安石变法中扮演重要角色。
殿试时，章衡的《民监赋》（一说为《干为金赋》）以“运启元圣，天临兆民”破题，针对北宋中期愈演愈烈的“冗官、冗兵、冗费”三大弊政，提出了“核收支、明账目、严考核”的革新主张，这既是对庆历新政减冗思路的深化，也比同榜士子的议论更具实操性。
宋仁宗赵祯阅后赞叹“如见三代治世气象”，当场钦点他为状元。甚至还为章衡创作了《赐状元章衡诗二首》，其中写道：“十载留心向学堂，果然今日显文章。灵鳌振处千山动，丹桂开时万里香。”连主考官欧阳修也评价其策论“深达治体，有王佐才”。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衡之策论，非徒逞辞藻之美，实具经世之谋。”
高中状元后，章衡初授湖州通判，自此开启了他遍历地方与中央、深耕财政治理的仕途生涯。
地方实践：财政治理的早期探索与积淀
章衡的财政会计思想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植根于长期的地方治理实践，更暗含着对庆历新政未竟事业的接续。庆历新政曾尝试通过“均公田”“减徭役”缓解民生疾苦，但因执行仓促未能落地，而章衡从地方入手，以精准的财务管控实现了新政的民生诉求。
从湖州通判到澶州知州，他每到一处，都以整顿财政、厘清账目为抓手，解决民生疾苦，积累了丰富的基层财政管理经验，为后续的制度创新埋下了伏笔。
在湖州任职期间，章衡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土地隐匿严重、赋税征收混乱。当时湖州一带豪强地主勾结官吏，大量隐瞒田产，导致朝廷赋税流失，而贫苦百姓却要承担沉重的苛捐杂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章衡到任后，当即推行“清丈核籍”举措，他亲自带队，遍历湖州所辖各县，采用“履亩丈量、绘图造册”的方式，对全县土地进行全面清查，并首创“田亩鱼鳞册”的雏形，将土地的位置、面积、土质、户主等信息一一登记在册，作为赋税征收的依据。当年湖州便增收粮食三万石，既充实了地方府库，又减轻了普通百姓的负担。这一举措彻底扭转了隐田逃税的乱象，成为明清时期“鱼鳞册”的肇始雏形。
湖州地处苕溪、霅溪交汇处，水患频发，不仅威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更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与财政稳定。章衡在治水过程中，将财务核算思维融入工程管理，首创“分段筑堤、水闸调控”的治水理念，同时建立了严格的水利工程财务监管制度。他要求治水经费“一笔一注、一物一登”，设立专门的工程账册，详细记录物料采购、人工支出等各项费用，并定期公示，杜绝了官吏贪污挪用工程款的现象。当地百姓为感念其功绩，将他主持修建的堤坝命名为“章公堤”，该堤坝历经千年风雨，部分遗迹至今仍存于湖州境内。
调任澶州知州后，章衡面对的是盐税征管混乱的棘手问题。澶州作为北宋重要的盐业集散地，盐商与地方官吏相互勾结，通过虚报运量、偷税漏税等方式谋取暴利，导致国家盐税大量流失。章衡抵达澶州后，立即整顿盐政，核心举措便是规范盐税会计核算。他要求盐商建立“盐运出入账”，详细记录食盐的采购、运输、销售等环节的数量与金额，并推行“盐引勘合”制度，即盐商需凭官府发放的盐引运盐，每一笔交易都要经官府核验盖章，确保账实相符。同时，他设立盐税稽查专员，定期核对盐商账本与官府备案，对偷税漏税者严惩不贷。经此整顿，澶州盐税收入大幅增长，半年内便增收百万缗，为北宋盐税制度的规范化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使辽壮举：外交舞台上的务实担当
地方治理的卓越成效，让章衡的才名远播朝堂。神宗熙宁年间，宋辽虽维持着“澶渊之盟”后的和平局面，但边境贸易纠纷、礼仪之争时有发生，亟需一位兼具才学、胆识与务实精神的使臣出使辽国，既维护邦交体面，又厘清边贸财政秩序。章衡因“明于钱谷、娴于政事”的特质，被朝廷钦点为正旦使，出使辽国。
此次出使，辽国方面暗藏试探之意。辽主在接待仪式上刻意设置礼仪难题，要求宋使行不平等朝礼，试图在外交上压制宋朝。章衡从容应对，援引“澶渊之盟”约定的“兄弟之国”体例，据理力争。他言辞恳切却立场坚定，既未激化矛盾，又坚守了宋朝的外交底线，辽主见状，只得按旧例行对等之礼。
礼仪之争落幕，辽主设宴款待时，特设燕射之礼——外交场合的射箭仪式。辽主想借此试探宋使才略。章衡受邀登场，挽弓搭箭，运劲发矢，一箭正中靶心。满堂辽臣见状无不惊叹，辽主更是赞不绝口。自此，辽国对章衡的礼遇远胜于其他宋使，不复初始的轻视试探。《契丹国志》中称赞章衡“有蔺相如之辩，兼廉颇之勇。”
除此之外，章衡更将财政治理的专长融入外交事务。当时宋辽边境的榷场贸易——双方官方设立的边境互市，存在严重的账目混乱问题：辽国商人常虚报货物价值偷税，北宋官吏因核算不精，导致关税流失；部分边境官员甚至与辽商勾结，挪用榷场经费，加剧了财政损耗。章衡在出使期间，借参观榷场之机，详细核查贸易账目，记录货物种类、交易量、税率等关键信息，并与辽国官员交涉，提出“榷场账册互勘”制度，要求宋辽双方在榷场设立联合记账处，每笔交易均需双方官吏共同签字确认，账册一式两份，分别报送宋辽朝廷备案，确保关税征收公允。
此次使辽，不仅展现了章衡“折冲樽俎”的外交智慧与“挽弓破的”的武艺风采，更印证了他“凡事皆求实效”的行事风格。出使归来后，神宗对章衡的表现大加赞赏，并擢升其为盐铁判官，将中央财政整顿的重任托付于他。
制度革新：开创性构建北宋财政会计体系
如果说地方任职是章衡财政治理的“练兵场”，出使辽国是其综合能力的“试金石”，那么担任盐铁判官期间，便是他构建系统性财政会计制度的“主战场”。而这套制度的核心，正是对庆历新政“整顿吏治、严控财政”核心诉求的制度化落地。
盐铁判官隶属三司，而三司是北宋最高财政管理机构，掌管全国的盐铁、度支、户部事务，堪称北宋的“财政部”。当时三司衙门经费管理混乱，无预算随意征敛、虚报空饷、账目造假等问题层出不穷，百姓常因临时征税不堪重负，国家财政陷入“收不抵支、乱象丛生”的困境。章衡到任后，以雷霆手段推行系列改革，构建起一套超前的财政会计管理制度。
章衡族叔章惇日后推行新法时，便借鉴了章衡的账册核对制度，用于管控变法中的财政支出；苏轼在杭州任职时，主持修建苏堤，其水利工程的财务监管方式，与章衡在湖州修建章公堤时的经费管控思路一脉相承，二人还曾通过书信交流地方财政治理经验。
章衡敏锐地意识到，财政混乱的根源在于缺乏事前规划与统筹，“急则敛于民，缓则废于官”的无序状态必须打破。为此，他率先提出“年度财政预算制度”，这是中国古代财政会计领域最早的预算管理理念之一，更是对庆历新政“减冗费”主张的制度化升级。该制度要求全国各地及中央各部门，在每年年末编制次年的财政收支计划，明确赋税征收的种类、标准、数额，以及各项支出的用途、范围、限额。预算编制完成后，需逐级上报至三司审核，审核通过后由朝廷颁布施行，同时要求各地将预算方案张榜公示于城门、市集，接受百姓监督，从根源上杜绝了官吏擅自加征赋税的乱象。
针对三司及地方财政账册混乱、造假频发的问题，章衡创立了“三重账册核对制”，构建起严密的财务监督体系。该制度要求地方盐铁、赋税等机构每月编制三套内容完全一致的账册，分别报送转运使司、三司本部及盐铁判官衙门，由三个部门的专人分别进行逐笔核验。账册核对的内容包括收支凭证、实物数量、货币金额等，一旦发现账册不符，立即启动稽查程序，追查相关责任人。
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威力，最典型的便是揪出淮南盐税贪腐窝案。章衡通过比对三地账册，发现淮南盐运司上报的盐税收入与三司备案的数额相差巨大，且账册中的收支凭证存在伪造痕迹。他随即派遣专员前往淮南彻查，最终查实淮南盐运使联合当地盐商，通过伪造运盐记录、虚报损耗等方式，贪污盐税达数百万缗。此案查处后，数十名涉案官吏被严惩，淮南盐税秩序得以肃清。三重账册核对制的建立，将会计的监督职能发挥到极致，为后世财务审计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范本。
千秋评说：财政先驱的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
章衡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于元符元年（1098）病逝，享年七十四岁，其一生为官清廉正直，不结党营私，专注于财政治理与制度革新，深受百姓爱戴与后世推崇。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中评价章氏家族时，特别提及章衡：“章氏子弟，衡以财计立世，其所创账册之法，迄今州县犹沿用之”，高度认可其制度的长远价值。章衡的财政会计制度，不仅在北宋发挥了重要作用，缓解了“三冗”带来的财政压力，更对后世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宋时期，朝廷沿用并完善了章衡的年度预算制度与账册核对制；明清两代的“黄册”“鱼鳞册”制度，也借鉴了其标准化核算与备案的理念。甚至在现代会计制度中，预算管理、多重核对、凭证化记录等核心要素，都能看到章衡制度设计的影子。
章衡的一生，是“以才济世、以制安邦”的一生。他从浦城的山水间走出，带着闽北人的务实与坚韧，承接庆历新政的革新余韵，跻身“千年龙虎榜”的群星之列，在北宋的政治舞台上，用一系列开创性的财政会计制度，为王朝注入了活力；他以状元之姿，不耽于文辞，深耕于钱谷，打破了“文人不问财计”的传统偏见。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古代士大夫“经世致用”的家国情怀，更看到了闽北文化中“务实革新”的精神内核。
如今，千年岁月流转，庆历新政的烽火与“千年龙虎榜”的荣光也已尘封于史册，但他严谨细致的核算思维、为民减负的执政理念、勇于突破的革新精神，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章衡晚年以“朝散大夫”的身份致仕。衣锦还乡时，他曾专程前往浦城资福寺题诗：“文昌耿耿星常现，桂籍巍巍世不空”，既赞美了家乡文风昌盛，也寄托了对后辈传承务实精神的期许。为纪念这位状元先贤，浦城城区专门命名了“子平路”，时刻提醒着后人铭记这位先贤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