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象斗《北游记》（资料图片）
《历史大方网鉴补》建本
清道光三十五年刻板（图片经镜像翻转）
《方舆胜览》建宁府土产（资料图片）
《天花精言》刻板（图片经镜像翻转）
编者按
当世界文明对话的声浪回响在朱子故里，我们凝视的不仅是思想的星河，还有承载思想远航的“舟楫”——建本。
朱子曾描述：“建阳版本图书，上自六经，下至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这一张张自闽北山林走向四方的书页，曾是朱子著述传扬的载体，也是宋代以来全球文明交流的“先驱”。从儒家典籍到通俗小说，从科举范文到医书方志……建本“活力满满”，将知识送至庙堂、送入寻常巷陌，甚至传播到日本、朝鲜、东南亚及欧美等世界多地。
今日我们重访建本，不仅为了怀古，也为了乘上文明互鉴的“舟楫”，在知识流动的“洋流”中，驶向经典的深奥处。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朱熹吟诵《观书有感》这首诗时，是否翻阅的正是出自建阳的建本？那些从建阳书坊里流出的“源头活水”，滋养古人心中“开卷有益”的信念。
千年建本，版本浩繁。滴滴活水汇成滔滔江河，古人在其中取哪一瓢饮？
考公大纲
明嘉靖版的《建阳县志》称：“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朱熹弟子祝穆曾编写《方舆胜览》一书，其中介绍建宁府土产时，把“书籍行四方”列在“贡龙凤等茶”“兔毫盏”之前。可见在祝穆眼中，建本比贡茶、建盏更能代表建宁府。
祝穆是爱书之人，晚年又卜居于建阳麻沙，对于书籍和麻沙的偏爱或许令他对建阳的土产评价偏颇。但建阳书坊也是全国闻名，甚至吸引了孔子后人。明朝泰昌元年（1620）的官修图书《礼部志稿》记载：“宣德四年，袭封衍圣公孔彦缙，欲遣人以钞往福建市书，虑远行不敢擅，咨于尚书胡濙。”山东曲阜是孔子故里，也是文教昌明之地。即使是孔子后裔也舍近求远，从山东派人到福建购书，可见建本驰名全国。尚书胡濙将这个购书的请求传达给皇帝，得到了朱瞻基的批准：“买书这种事还打什么报告呢？”即“上曰：福建鬻书籍无禁，先圣子孙欲广购，亦何必言？”
建阳书坊与明朝官方打交道不仅这一次，由于书坊影响力大，朝廷想要刊发“考公大纲”也需借助书坊的力量。《解学士文集》中有《献太平十策》一篇，其中解缙就向皇帝朱元璋建议：“一宜令天下投进诗书著述，官为刊行。令福建各处书坊，今国学见在书板，文渊阁见在书籍，参考有无，尽行刊完。”
《礼部志稿》还记载：“嘉靖五年（1526）时，福建建阳县书坊刊刻浸盛，字多讹谬，为学者病。于是巡按御史杨瑞、提调学较副使邵铳疏请，专设官第于翰林院春坊中，遣一人往。寻遣侍读汪佃行诏，较毕还京，勿复差官更代。”建阳书坊刊刻错别字太多，甚至有翰林院下派专员到建阳校对。
孔子后裔买书想必离不开儒家经典，不过建阳书坊自五代兴起，直到清朝沉寂。其间刊书数千版本，除了经史子集以外，还有哪些种类呢？
通俗小说
建本价格低廉，发行广泛，恰好迎合了“下沉市场”的需求。与志在蟾宫折桂的科举士子不同，小说的受众多为有识字能力的普通百姓。在这部分受众眼中，“圣贤之书”深奥晦涩，并非他们所青睐，充满幻想色彩的神魔小说才对“胃口”。
明代小说的“顶流”必然是《西游记》，许多书坊主或作者敏锐地看见神魔小说具有广大受众这一商机，立刻模仿《西游记》，写出同类型的小说《东游记》《北游记》《南游记》。这四本被人汇集在一起，捆绑销售称为《四游记》。
其中《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北游记》）和《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南游记》）的作者为余象斗，是建阳人。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曾言：“夫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又以建安为盛，建安尤以余氏为最。”余象斗正出身于这样一个以刻书为业的世家。据记载，他早年也曾读书求仕，但屡试不第。万历十九年（1591），余象斗彻底放弃科举，“辛卯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笈为事”，自此专心经营印刷出版业。
这些建本小说也常被人诟病。明人胡应麟对此批评道：“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慨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从胡应麟的这番话可见，建阳书坊为了节省成本，删减了大量原著中值得细品的细节描写，只保留大体的故事框架。不过，正是这些粗陋的“简本”，拉低了书本价格，让小说更易流通。到了清末民国，鲁迅也成为《四游记》的读者。
社交宝典
宋朝重文抑武，真宗赵恒亲作劝学诗“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规劝士子读书。随着政策推行，社会整体的文化水平得到提升，普通民众的文化需求也相应增长。
宋代上层士人日常交际流行递送启札。这种社会风潮也影响到了普通市民群体，平民百姓的冠婚丧祭也需要书写各类启札。相比科举选拔的文化精英，普通百姓对于历代掌故不甚了解，文墨功夫难免欠缺。启札内容“无非应酬泛语”，只要了解掌故，参考名人启札，粗通文墨者亦可速成。于是就有编书人将启札常用的典故以及诗词搜集整理，编纂成书。《新编通用启札截江网》这本社交宝典便应运而生。该书“凡古今前辈之事实，近日名公之启札，皆网罗而得之”，即将典故和范文一网打尽，书名中的“截江网”也由此而来。
这类社交宝典实用性强，建阳书商自然不会忽视。在《皕宋楼藏书志》中，作者陆心源记录了他收藏一部“四库未收，各家书目皆未著录”的《新编通用启札截江网》。陆心源通过此书“多载宋人文集全篇之不传者”这一信息得出判断，“案此宋麻沙本……盖宋季刊本也。”
国家图书馆现藏有元刊本《新编通用启扎截江网》，书中将“谢惠诗词”“事实”分门别类，其中诗词部分标注“自寿”“寿丈人”“夫寿妻”等排列整齐，古人使用时寻章摘句便可速成一篇启札。
押题教辅
高考是莘莘学子的人生大事，科举在古代更是士子们穷尽毕生的目标。科举八股文的优劣直接决定了士子的命运。于是，一类名为“举业书”的押题教辅也成为书坊书商刊刻的热门项目。
根据《七修类稿》所述，这类“押题教辅”最早诞生于明朝成化年间，时任杭州通判的沈澄收集“时文”，“刊《京华日抄》一册，甚获重利”。见有重利可图，书坊自然趋之若鹜，商业嗅觉灵敏的建阳书商立刻效仿，甚至更进一步“渐至各省刊提学考卷也”，就连“名师真题”也刊印在内。
举业书流行得特别迅速。明代人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回忆：“余少时未见有房稿刻本……今则满目皆坊刻矣。”李诩出生于正德元年（1506），写作《戒庵老人漫笔》时已经处于万历年间，可见押题教辅这类书籍仅仅数十年就风靡社会。与李诩生活同时代的李濂也说：“比岁以来，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可见当时押题教辅几乎彻底占领市场。
由于科举在读书人心里的神圣性，虽然民间热衷购买《京华日抄》等押题教辅，但是官方却视为投机取巧之物，严令禁止。印刷中心建阳自然成为众矢之的，弘治十二年（1500），孔庙和建阳麻沙书坊接连失火。吏科给事中许天锡借用“成周宣榭火，春秋书之”的典故，将火灾归咎于书坊，认为当下风气“俗士陋儒，妄相裒集，巧立名目，殆其百家。梓者以易售而图利，读者觊侥幸而决科，由是废精思实体之功，罢师友讨论之会，损德荡心，蠧文害道。”提出有关部门应该派遣有学识的官员前去建阳考较刻板。“其余晚宋文字及《京华日抄》《论范》《论草》《策略》《策海》《文衡》《文随》《主意》《讲章》之类，凡得于煨烬之馀，悉皆断绝根本，不许似前混杂刊行。”
尽管借着天谴的理由，明朝官方对建阳书坊刊刻的举业书板进行了整顿，把《京华日抄》在内的众多“押题教辅”的刻本都销毁了。奈何书商以此牟利，士子借此参考，经过多年的“用户培养”，这类书籍已经是供销两旺的“市场刚需”了。此次整顿的87年后，即万历十五年（1587），礼部便上疏：“国初举业有用六经语者，其后举业流弊安穷，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纯正典雅。宜选其尤者，刊布学宫，俾知趋向”。可见押题教辅并没有因为刻板被销毁而灭绝。礼部有鉴于民间押题教辅没有官方指导，引用的出处五花八门，甚至有将佛经、道藏内容写进考卷。礼部迫于无奈，只能“打不过就加入”，刊发了官方编写的押题教辅。
名人故事
宋代书坊刊刻火热，在建阳讲学的朱熹也必然接触到书坊。不仅如此，朱熹还亲自编书指导刻书。除了《论孟精义》这种儒家经典以外。朱熹还整理了北宋太祖、太宗、仁宗、真宗、英宗一共五朝大臣的言行事迹，编纂为《五朝名臣言行录》。朱熹希望通过名人故事教化百姓，他在中自序：“予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观其所载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于是掇取其要，聚为此录，以便记览。”朱熹后来又编纂了一本《三朝名臣言行录》记录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名臣事迹，两本合称《八朝名臣言行录》或《宋名臣言行录》。朱熹将北宋名臣的事迹中可信的部分保留下来，书中没有个人的评论希望以此作为后世君臣的借鉴。
朱熹在自序中谦虚地提到“尚恨书籍不备，多所遗阙，嗣有所得，当续书之”。该书一经刊刻就被朱熹朋友吕祖谦注意到。吕祖谦看到该书后，就在给朱熹的信中（《东莱吕太史别集》中《与朱元晦》），问朱熹：“近麻沙印一书，曰《五朝名臣言行录》，板样颇与《精义》相似，或传吾友所编订，果否？盖其间颇多合考订商量处。若信然，则续次往求教。或出于它人则杂录行于世者，固多有所不暇辨也。”吕祖谦读过《五朝名臣言行录》后，认为其间有许多地方还值得商榷，希望能和朱熹商讨。由于朱熹没有回信，吕祖谦还写信给另一儒家学者汪应辰求证这件事（《东莱吕太史别集》中《与汪端明》）:“近建宁刊一书，名《五朝名臣言行录》，云是朱元晦所编，其间当考订处颇多，近亦往问元晦，未报，不知尝过目否？”
吕祖谦分别在两信，皆提及朱熹刊印此书于建阳麻沙。朱熹后来回复吕祖谦时，谦虚地表示书籍编写时太过匆忙：“《言行》二书，亦当时草草为之，其间自知尚多谬误，编次亦无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为订正，示及为幸。”从回信中可知，仅仅在朱熹和吕祖谦两人往来一封信的时间，“一书”就已经成为“二书”，不得不感叹建阳书坊刻书的效率之高。
由于朱熹编《八朝名臣言行录》引用了司马光撰写的《涑水记闻》。其中有记载吕夷简劝仁宗废郭后的事迹。吕家后人不想祖先“黑历史”传播，宣称《涑水记闻》不是司马光写的，记录自然也不可信。朱熹虽然在信件里表示会订正，但忍不住“吐槽”：“某尝见范太史之孙某说，亲收得温公手写藁本，安得为非温公书！某编《八朝言行录》，吕伯恭兄弟亦来辨。为子孙者只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之人从己，则不能也。”
减刑凭证
除去以上有记录或存世的建本书籍、雕版以外。仍有一些书籍可以推测存在建本版本。例如，古人阅读的建本书籍里甚至可能还会有“减刑凭证”。这种“减刑凭证”可不是王朝开创功臣才有的丹书铁券。而是朱元璋颁布命令，每户须持有一本的《大诰》。《大诰》的印刷量相当庞大，其中也必然有建本。
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编定《大诰》：“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换句话说，《大诰》是皇帝指定的一种官方减刑凭证。虽然难以查究这项政令是否真的推行，不过，了解到建本里居然有如此“硬核”的读物，是否也令读者朋友意外？
地理百科全书
祝穆，字和甫，是福建崇安（今武夷山）人。他既是朱熹的表侄也曾受业于朱熹。他在书斋里谈经论道之外，也经常出游，搜访各地风物。后来，他耗时十几年，编写出《方舆胜览》一书。这部著作不只是简单地记录疆域、郡县、形胜，更把风俗、土产、山水、名贤、题咏也囊括在内，是当时的一部地理百科全书。而且本书奇妙在于，《方舆胜览》是在建阳刻成雕版。所以《方舆胜览》这本书既是建本，书中“建宁府土产”的内容又介绍建本，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想来别有趣味。
植物百科全书
书名《全芳备祖》中“全芳”指全书辑录花、果、草、木等植物种类完备，“备祖”则取自考辨源流必稽其始的编纂体例。
尽管学界对于此刻本诞生于宋朝或元朝尚有分歧。不过，该刻本与宋末同类建本的版式、字体如出一辙，使用的俗体字、简化字也大体相同，该刻本属于建本为学界共识。
治病养生
据明嘉靖版《建阳县志》记载：“熊宗立通阴阳医卜之术，注解《天玄》《雪心》二赋。《金精难经》《脉经》《药性赋》《补遗》及《妇人良方》等书行于世。”从书名中便可以看出，熊宗立编辑出版的书都是医书。
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还记载：“元瑞州路医学教授胡仕可，取本草药性图形作歌，以便童蒙者。我明刘纯、熊宗立、傅滋辈，皆有歌括及药性赋，以授初学记诵。”
到了清代，我国天花治疗的预防理论与实践技术有了极大进步，有关天花的医学著作大量涌现。清中叶袁句的《天花精言》是第一本出现“天花”一词的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