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的疏释”到“‘道’的共生”

我们应当借助哲学诠释学的批判与创造诠释，挖掘朱子思想中“理气合一”“心性情才”等概念的现代性与开放性，探讨其作为沟通资源，如何促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互鉴与共生。

朱子的“格物”并非冰冷地观察外在客体，而是“与事物相接、相磨、相荡，以明其理” 的互动过程。“理”不是高高在上的专制法则，而是“生活世界的条理”与“生命的共理”。它内在于万物差异之中，为“共生”提供了哲学基础。

朱熹的“理一分殊”论把“一理”视为共通的普遍性，“分殊”作为各文明、各文化的特殊表现，揭示了各文明无需同质化，而是在尊重“分殊”（差异）的前提下，寻求“理一”（共识）作为“共生”的基石。他的“心性论”肯定了不同文明对话主体的能动性与可塑性，彼此通过“格物”可以“变化气质”，达成理解。他的“天下观”强调克己复礼、由私及公，最终指向“天下”共同体，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培育一种面向全球的“天下”责任感与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全球共生”的理念深度契合。

我们发扬朱子文化的时代价值，关键在于激活其与现代性、与全球其他文明对话的潜能，使之成为促进人类文明互鉴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智慧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