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祐元年（1275）秋，南宋会稽县尉郑虎臣出了临安城，押着当朝奸臣贾似道去往广东。贾似道迷信，算命先生告诉他，姓郑的与他相克，他就刻意打压朝廷的郑姓官员。郑虎臣父亲因此为贾似道所害，为了一报杀父之仇，他求得这个押解官。郑虎臣在浦城上船，沿南浦溪进了建溪，不日，就到了南平北郊的黯淡滩。木船破浪疾奔，郑虎臣对贾似道喝道：“此滩水如此清澈，你为何不死在这。”贾似道哪肯舍生，推托说：“太后许我不死，她若下诏，我就去死。”
这黯淡滩是建溪二十七滩的压轴大滩，险冠建州。福州萨家始祖萨仲礼的大伯父，元朝大诗人萨都剌，于至元二年（1336）往福州任职。他从武夷山崇安溪启航，过黯淡滩时深为后怕，在《黯淡洪涛》一诗写道：“长滩乱石如迭齿，前后行船如附蚁。逆湍冲激若登天，性命斯须薄如纸。”
“黯淡洪涛”于是成了南平出名的八景之一。从黯淡滩往上到湖尾村，建溪在这里转了一个大弯，是一段江流宛转绕芳甸的美景。文人们顺水而来，逐水而去，千年来独留一片空山寂寞。
黯淡滩上溯三四百米，东岸山体里现出了一个巨大的人造洞口，深碧的溪水款款流出，与干流再次汇合。它是壮志未酬的建溪水电站遗下的导流涵洞，外侧的建溪里，硕大的围堰基座从两岸插进了溪流。这20世纪50年代末上马的项目原本要建成全国最大的水电站，可因为历史原因五年后停了工。
黯淡滩正西面，两山相夹的沟谷间，一条安丰溪潺潺淌出。溪口上一座安丰桥，往闽北去的国道，就从桥上通向建瓯。国道岔了一条支路，从瓶颈似的溪口伸进了安丰沟，两三百米，竖立着南平纺织厂的大门。再往里，谷地渐深渐阔，住宅厂房，商店公园，傍溪而建，俨然世外桃源。南平纺织厂筹建于1970年，它的前身南平针织厂则建成于1966年，是上海卢湾区的勤余织造厂全建制迁来的。因为它的建设，父亲在1971年，像郑虎臣一样出了临安城，来到安丰沟。
四面八方来的人们，在这条荒沟里盖起了工厂，建起了医院，修起了电影院，甚至还造了一所学制完备的子弟学校。我在1981年春节后，转学到这里，我和父亲住在溪边的八角楼上。第一个学期，我不会说普通话，像傻子一样经常考三四十分。父亲忙于加班，常常很晚回家，看到我的分数，总是不惊不急地说一声：“下次考好点。”然后，在卷子上签了字。
没有成绩的负累，也没有大人的羁绊，我像自由的风，开始在班里交上了朋友。最先的发小蔡，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朋友，大人上班后他被锁在家里。一个周六的下午，我溜达过他家楼下，为孤独所困的他，正从二楼窗台朝下“找朋友”。我探监似的和他搭上了线。他帅气而多智，充满泉州人火一样的个性。从“离谱”到“离经叛道”，仿若一条伏线，埋在他不羁的脑瓜里。通过蔡，我认识了“厂二代”的朋友，我与剑锋成了哥们。剑锋来自莆田，他是班里的第一名，他也是我暑假作业的终极解决方案。我读完了他所有的书，比他本人看得都全，不可救药地和文科结了缘。
一个夏天的傍晚，蔡邀我们去游泳。针织厂的泳池，我们也是常去的，但这次不一样。他爸爸带着我们三个同学和他的弟弟，来到黯淡滩下游的建溪边。在国道上俯视建溪，它不过是一道低矮平静的水面，下到水边，才发现，建溪不是溪，它是一条江，一条大江。而我只有泳池几十米的经验。
蔡爸爸是个退伍军人，个子不高，却有着晋江人与生俱来的果敢热烈，他的字典里没有害怕两个字，带着四个孩子下了水。我们带了一个卡车内胎的大泳圈，人到中流，从浦城建瓯下行的航船在面前的深水掠过，激浪带来一波一波的冲击。头埋入水中，下方是无底的暗水，我脑中滚过不祥的画面，不由得攀住了泳圈。但终究，我们还是游过了建溪，又回到了此岸。游泳大考合格通过。
暑假中午，大人上了班，我们就跳进建溪。我们不仅过了河，还沿着黯淡滩东岸，逆水上行，翻围堰，潜深水，到达了白浪哗哗的涵洞入水口。它张开了乌黑大口，我们呼喊着，就义般投入急流，瞬时被冲进了一团暗黑。我们的啸声回荡在又高又大的涵洞里，顶上不时落下凄冷的水滴，边上全是黑得让人起疑的角落。荡了四五百米，出了静水流深的涵洞口，继续向前。左边，近岸的黯淡滩像一张巨型的榴莲壳，礁石布满了溪面；右边，一道顺坝加深了航道，落差剧烈，白水翻腾。我们裹着浪而下，失速失重让我们尖声惊呼。远处岸边的人们向我们急切地挥着手，来不及回应，数秒之间，我们已越过了滩头，旋到了水泡泛起的洄水之中。
水固然是欢娱的源泉，可我们都忘了，水，是会吞噬人的。
1995年十月底的一天，我们的师父，蔡爸爸，像往常一样去游泳，天黑了，再也没有回来，沉在了那片静水流深的所在。
死亡，接踵而至。第二年九月的最后一天，父亲倒在了家里，我深夜赶到家，却只听见末日世界崩碎的声音。
1957年夏末，父亲从福州台江码头登船，抵达南平双剑潭，仰望着这山河表里的壁挂古城时，一定倾倒于她的巍峨，因为家乡坦荡如砥，一眼能望见天边的云朵。那刻，他不曾料到，这巍峨将与他发生怎样的交汇。他转道来舟去了上海，大学毕业分配在杭州，十年后熬不过思亲之苦，调到了这里。
再壮丽的山水，也是要告别的，再欢聚的人生，也终是要散场的。
1989年秋的一个深夜，蔡突然来我家，交代了几句话，次日就音讯全无。半年后，才知他经香港去了台湾外公家。那时，两地交往不便，但我们时断时续地通着信。在信里，我知道，他打工了，学吉他了，甚至上大学了。在信外，我不知道，他遇到了难以翻越的“黯淡滩”，失和了，流浪了……很多年以后，我们再见上的时候，俊美少年蔡消失了，眼前是一位僧袍井然的见翘大师。
那一次，我们一起回到南平。山城立体的灯火，灿烂辉煌，恍若一场亘古未醒的梦。穿过这个梦，车子向北驶去，走进了当年的泳场，我们默默走了下去。沙滩地貌如旧，光线晦暗。往江上望去，宽阔的建溪逝水依然，如一位故人。
纤月浮上东山，沙滩夜色迷蒙。我和我的高僧同学，一后一前，无言可语，竟是痴痴地呆住了。眼前一川滔滔，入耳的尽是故人的呜咽。
我的家乡，在东海边。那个渔村，四野平坦，吹着终年不息的海风，响着日夜无休的涛声。我出生在这个最完美的大海故乡，孩子心里，没有故乡的概念，离家前，母亲生怕我被拐不知归处，再三叮嘱，我们是漳港人。离开南平之后，有时，我会想，难道只有父母之乡才配得上故乡吗？
南平，就是这样一个故乡。她不是血脉的起点，却是情感的深渊；不是出生的原点，却是命运的转折。她以黯淡滩的激流、安丰桥的月色、建溪水的深沉，将我的青春冲刷成另一种模样。那些在水中消逝的人、在岁月中走散的朋友、在暗夜里崩塌的依靠，都化作她沉默山河的一部分，也成为我生命年轮中再无法剥离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