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平历史上唯一的状元黄裳，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官员，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词赋名家。黄裳少子黄玠撰写《演山集·跋》：“先君由布衣取巍科，历显要，享高寿”，这是对其父生平的高度概况。黄裳身历七朝，累官至礼部尚书，寿享八十七遐龄，这在古代名卿士大夫中十分少见。可是，黄裳高中状元时已年届四十，迟至不惑之年才独占鳌头，忽登科试巅峰，虽然风光无限，却不再是风度翩翩的少年郎。黄裳几乎用尽半生的时光执着流连于科场，用坚韧的意志跑赢了这场人生半程马拉松，可他绝不是一位“孤勇者”，笔者以为影响他进退荣辱甚至主宰命运沉浮的至少有三位关键人物。
长姐嘱咐，奔赴科场的一束星光
黄裳出生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南剑州剑浦县（今延平）世代平民之家，父文庆，母吴氏，有兄二、姐妹四人，“薄有赀产”，为他成年后游学经历提供了家庭经济保障。黄裳自少年便有“魁天下之志”，可是常常事与愿违，屡困科场，状元之路坎坷艰辛。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和治平三年（1066），黄裳两次应南剑州解试，皆不中。黄裳26岁时，年长于他11岁的姐姐抚慰落榜的弟弟，并给予行动上的鼎力相助，“乃请长乐君（黄裳之父），使为京师游”。黄裳得到父母、长姐支持，北上京师，入太学。黄裳撰写《见陆直讲书》“此来京师，望见天子之学”，记述了这位闽邦学子初次游学京师的见闻。后来，黄裳为长姐撰写《夫人黄氏墓志铭》：“裳累举不第，爱信益笃。”看来黄裳遇挫不颓，知难而进，其姐的“心灵鸡汤”相当治愈疗“伤”的。“汝旦暮显于朝，知名于天下，毋以少抑而懈大事。”这一席话，分明是在鼓励兄弟重振旗鼓，再战科场。
长姐嘱咐，犹如夜空中的一束星光，照耀奔赴科场匆匆赶路人。黄裳入太学后，潜心研读，韬光养晦，厚积薄发，成就科场，扬名于世。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终于在他30岁这一年应开封府试，获解元。次年，黄裳领着府试第一的佳绩赴礼部试，却落榜下第，这次科考不顺对他的自信心打击还是显而易见的。黄裳题诗《和范志甫》：“万里一飞虽有志，十年三战未成名。”表达科举艰难的感叹，映衬了落拓不甘的心境。
熙宁十年（1077），滞留京师的黄裳为谋生计，应韩璹之邀，赴澶州任州学教授，作《重修澶州学记》《澶州讲易序》《讲周易序》等。翌年，黄裳辞澶州教授一职南归故里，并入职南剑州州学，亦任教授。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九月，黄裳应南剑州解试，又获解元。元丰五年（1082），黄裳又辗转赴礼部试，由宋神宗亲擢为进士第一，终于守得云开见天日。
黄裳高中状元后衣锦还乡，其姐闻讯大喜过望又略带忧愁。“及裳得第还里，喜且悲曰：汝得名虽高，而吾见汝益远。后每得书，必以不获相见之恨。”这看似人伦常理的诉说，却蕴藏着血浓于水的姐弟深情，相见日少，思念益深，这让人感怀不已。
黄裳长姐之名不见记载，其事迹也不显于世，但她真心为胞弟前程超前筹划，其远见卓识绝非常人可比拟的。然而这位可敬的长姐却命运多舛，她嫁于陈姓人家，生育“男三而女一”“归十六年而陈氏子亡，独以勤俭训诸孤”，寡居后独自抚养儿女成人，孙辈竟达19人，正当她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之际，不料竟长辞人世，终年69岁。
皇帝亲擢，峰回路转的千古奇闻
旧时，剑浦县城内有“三魁坊”。同治版《南平县志》分别记载坊表与宅舍，“状元，又名三魁，宋为黄裳立”，“状元黄裳宅，在城中三魁坊。”这些建筑纪念黄裳两夺州郡解试第一以及廷试第一的经历与荣耀。
黄裳在宋代正史中未见立传。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多参照《演山集》中序、碑、文、跋等，成为记载其生平的原始资料，比较可信。其中《宋端明殿学士正议大夫赠少傅黄公神道碑》（下文称神道碑），这道碑文在黄裳辞世十八年后，黄玠为其父筹建牌坊，邀约程瑀而撰书，李擢还题写碑额。当年这座牌坊曾经立于延平区水南尤坑黄裳夫妻合葬墓前，惜今无存。
黄裳廷试第一的往事在神道碑文中相当平实地记载“公元丰五年登进士第”。然而，民国《福建通志·文苑传》却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尝作游仙记，传于京师……元丰五年，廷试，礼部奏进士，有裳名，及进读廷试策，凡在前列者皆不称旨，令求裳卷，至第五甲始见，神宗曰：此乃状元也。擢为第一，考官以高下失当皆罚铜。”神宗皇帝亲自阅读黄裳试卷，责怪考官评判试卷高下失当而罚其铜钱，跌宕起伏，峰回路转，让黄裳的命运急遽上演了一出神奇的反转剧。试想一下，当年黄裳廷试卷仅列第五甲，若按等级只能赐同学究出身，连进士都沾不上边，何敢妄想高中状元呢？可见波谲云诡的科场，举子们谁又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呢？
关于黄裳被神宗“亲擢”为状元，众说纷纭。在黄裳辞世三十多年后，莆田人方某撰写《书演山先生像后》（又称《紫玄翁塑像记》）：“在熙、丰间以文章鸣。方未第时，曾作游山记，上达圣聪，神宗酷爱其文，以为场屋遗才。无何由乡举策试于廷，遂魁天下，颇愜圣意。”方某认为黄裳先有一篇游记被神宗“酷爱”，所以才“亲擢”。
程瑀在《神道碑》是这样阐述的：“游场屋、学校，有司每得其文，必以之为第一，而声名达于九重，天子迟见之，一旦策于廷，亲擢以冠多士。”撰文比方某稍早的程瑀认为神宗先闻黄裳两获解元的声名，再看廷策，所以“亲擢”他。
“及射策丹墀，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亲擢以为第一。”当年任建昌军教授、乡人廖挺受黄玠之托，准备整理出版《演山集》。廖挺在《题演山先生文集后》中不认为神宗仅凭先入为主的印记，而是亲阅黄裳试卷，因黄裳对策出色而大加赞赏，便亲擢为状元。
无论出自哪一种版本的说法，黄裳得中状元，与至高无上的皇帝亲力亲为有关，这似乎没多大争议。或许黄裳未试之前便以文采著称于世，及试时他的廷策也同样出色，颇入神宗“法眼”，因此给予黄裳格外关注，当心他成为“场屋遗才”，怜才惜才重才之心顿起，便亲擢为进士第一，看似偶然，其实必然。
曾家通婚，欲说还休的政治回避
众所周知，宋初实行重文抑武的国策，文人身居高位，担纲朝政，极易形成官僚利益集团。北宋政权，外则有强敌环伺，对辽、夏作战屡败，输币、割地有增无减，内则统治者奢侈贪腐成风，农民起义烽烟四起，国势积弱不振。王安石主张变法，力图挽救危机，却遭守旧派抵制反对，由论辩而演变成党争政争，这也直接影响了北宋政治生态环境：官僚之间通过培植门生或缔结婚盟来巩固既得利益，抱团取暖，打压政敌，“拆台”与“内耗”，此起彼伏。
黄裳的政治立场不甚明了，讳莫如深。可能怕触及改革、守旧两派斗争的现实，《演山集》似乎有意隐藏黄裳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观点。或许黄裳属于游离于改革与守旧两派之外的“第三种人”，这也成为各个政治派别拉拢争取的对象。
程瑀在《神道碑》中记载了黄裳四男七女婚配情况。其中，他的四子皆入仕而宦游各地，但难以知晓他们具体娶妻情况。然而，他的七个女儿嫁给了非贵即富人家。“奉直大夫直秘阁知单州蔡修、承议郎河州通判陈详、承奉郎曾绂、左朝请郎中书舍人张扩、左承议郎监察御史陈积中、朝请郎坊州签判李悱，七女婿也；详盖两娶云。”这段文字中出现的“七女婿”，实为六女婿，因为陈详娶黄裳的两个女儿。从中看出，黄裳诸位女婿均有功名在身。曾绂乃曾布之子，蔡修疑是蔡卞或蔡京之子，陈详是闽南富豪之子，其余三位不知详情。
黄裳姻亲曾布是对他政治生涯影响至深的政治人物。曾布来自江西南丰赫赫有名的科举家族。宋嘉祐元年（1056），朝廷开科取士，欧阳修任主考，梅尧臣任副主考，举子中人才济济，其中有浦城章氏叔侄章惇、章衡，章衡高中状元，章惇后任宰相；有文坛巨匠苏轼、苏辙，还有后来成为理学大家的张载、程颢、程颐……明星级的政治人物层出不穷，文化领域中的杰出人才俯拾皆是，这就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千年第一龙虎榜”。曾布与兄弟曾巩、曾牟、曾阜以及妹夫王补之、王彦深组成科场“家族矩阵”，入京大比，均名列皇榜，震惊朝野，一门六进士，光耀门楣。曾布与文采斐然的兄长曾巩相比，他的官职最为显耀，居右相（宰相），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和主要推动者之一。
宦海沉浮，风云变幻。黄裳与曾布缔结儿女亲家，抛开两个家族之间姻亲交往不说，单从政治角度来看，或许这是一种羁绊，也是一道绕不开政治回避的“死结”。黄裳多次请求外任，在京担任要职却执意要求转任地方官，让自己的仕途蒙上阴郁色彩。据《宋会要辑稿》载：“十二月二十七日吏部侍郎黄裳奏：臣之女与右仆射曾布之子为亲，法当回避。”“诏：黄裳除龙图阁待制知颍昌府。”崇宁元年（1102）冬，黄裳任礼部尚书知青州，移守庐州，两月后再移知郓州。更为惨淡的是，黄裳甚至被劾而落职，提举杭州洞霄宫，这份差事属于虚职，只领半禄。黄裳在《谢宫观表》中云：“事叹人言可畏……”“被劾”事出有因，“落职”实属无奈，黄裳宦游多个州郡的颠沛流离的经历，与曾布“出朝廷”似乎有某些关联。
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已古稀的黄裳以龙图阁直学士知福州；政和七年（1117），黄裳以龙图阁学士、太中大夫再知福州。黄裳两度知福州，今人猜测不一，或因“人见裳言不见用而可惜”，或因回避“姻亲”政治需要，或因皇帝亲授口谕刊刻《政和万寿道藏》而赴任。黄裳远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不为世俗所累，专心收集刊刻当时最大的一部《道藏》，成就了刊刻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部雕版《道藏》的功绩。据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廷试第一、状元梁克家（泉州晋江人）所撰《三山志》记载：“政和四年，黄尚书裳奏请建飞天法藏，藏天十道书，总五百四十函，赐今名，以镂板进于京。淳熙二年，令以所藏经文送于行在所。”刊刻《道藏》是一项盛大的文化工程，即使后世再刻也难望其项背。这份荣耀，专属居功至伟的状元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