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犹分惜字忙，可知此事系天良。灵心慧腕雕镂出，普作山城妙吉祥。”
“为襄善兴不嫌忙，意美还应并法良。吉语果能成吉事，人间何处不迎祥。”
“深闺姑姊助清忙，剪剪轻痕手法良。犹胜雕镂茶果巧，家门琐事亦凝祥。”
这是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著名文学家梁章钜寓居浦城时与其妻婉蕙的唱和。这一年，他从江苏巡抚任上因病奉旨开缺返家调养，因故寓居浦城。在他所著的《归田琐记》中如此记载浦城的剪纸习俗：“常见人家馈送食物，无论大盘、小盘，其上每加红纸一块，或方或圆，必嵌空剪雕四字好语，如长命富贵、诸事如意之类。”以此可以看出，在浦城，送礼时在礼物上摆放红纸剪成的吉祥字句来“取吉兆”这个习俗清代之前已经盛行，并开全国先河。这对江南乃至全国的“礼品花”剪纸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浦城剪纸在中国剪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浦城人，我们可以自豪地介绍：浦城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剪纸）之乡。然而，当剪纸成为名片，让人们不远千里前来参观、学习时，我们就不能不在这种艺术形式的背后探索出它在历史长河中的起源。
浦城县地处福建最北端，接连浙、赣，是福建沟通中原的主要枢纽，也是中原文明与闽越文明的交会点、融合点。浦城在汉代时经济已较为发达，西汉时期浦城是闽越族活动中心，东汉建安初年置县，距今已1800多年。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持续了16年之久。这场动乱从宫廷权力斗争开始，进而引发战争，导致中原地区战火频发，动荡不安。而此时的江南一带则相对稳定。动乱后的西晋皇室、皇室遗族和贵族逃离中原，来到江南地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士族进入浦城并定居。剪纸文化也随之传入，同时传入的还有中原地区的各种习俗、技术和工具，为日后浦城剪纸的兴盛奠定了人文和物质基础。
南北朝时期富饶的浦城拥有极其丰富的造纸资源，为纸张的大量生产与使用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剪纸的流行提供了物质条件。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后，浦城成为联系闽江与钱塘江的重要陆上通道。安史之乱后，黄河中下游地区一批士大夫南逃避难，来到浦城安家落户。这一时期，浦城民间在各种节日和民俗活动中使用剪纸已成风尚，其风格颇具汉唐韵味。
南宋都城临安，也非常盛行剪纸。周密所著的《志雅堂杂钞》中写道：“旧都天街，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随所欲而成，又中瓦有俞敬之者，每剪诸家书字，皆专门。其后忽有少年能衣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更精于二人。”当时在京城为官、经商的浦城人，尤其是他们的家眷，将临安剪纸在各种民俗活动中的使用方法以及新花样带回浦城。浦城人逐渐形成了在传统年节、民俗生活中用剪纸进行祭祀、祈福、纳祥、驱鬼、辟邪、娱乐、美化生活的风气。
宋代，造纸业已经相当发达，举世闻名的建版书的印刷和发行达到空前的盛况。印书用纸也多为浦城生产供应。当时，各色纸张物美价廉，为剪纸的盛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妇女剪花渐成习俗，“男人莳田，女人扯花”为浦城人所尊崇，这一传统沿袭至今。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各种精美的剪纸花样经过相互交流而得以流传、盛行。
明清时期，浦城剪纸内容更加多样化，综合了政治、经济、历史、风俗、宗教、文学和民间传说等各方面的元素作为构思的基础。这个时期以字组画，画中有字、字中有画的花样越来越丰富，这说明浦城剪纸创作有越来越多的文人参与。在文人的推动下，浦城剪纸创作不仅饱含文人气息，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呈现出花样繁多、内容丰富的特点。
千百年来，民间剪纸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已融入浦城人传统的岁时节令、消费习俗、人生礼仪等民俗活动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美的使者。浦城剪纸在一代代剪花人的传承中生生不息，表现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现在，当你注视它的精细，它会散发出无限魅力；当你感受它的精妙，它会转身，让你看到它悠长的来路。
在生活意义上，它呈现的是一种朴素的美，但在文化意义上，她所增添的韵致，或许更贴近她的本质。
浦城剪纸，在千年的长河中几经沉浮，悄然地传承。如今它夺目地呈现在大众视野。可谓风劲扬帆，金剪生花正当时。随着时代的潮流，浦城剪纸走出“深闺”，多次被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选为文化交流项目，参加福建民间美术进京展、闽台交流展，还迈出国门，赴菲律宾展、赴埃及展等。福建省博物院及福建省艺术馆分别收藏了一批浦城民间剪纸作品，用于长期陈列展示。同时，浦城剪纸作品远销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墨西哥、日本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为福建文化对外交流和弘扬民族民间优秀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艺术离不开生活，生活也需要艺术的点缀。浦城剪纸的时代魅力还在绽放，期待更多的美好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