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起，日寇进犯我国，山河告急。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东北三省。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群山环抱的延平区（民国时期南平县，下同），虽非最前线，却成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的重要枢纽与战略通道。烽火连天岁月中，这座山城同样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国难当头，延平儿女奋起救国，以热血写就无数共赴国难的壮烈篇章。
民国档案里一封“滚烫的”参军申请
在延平区档案馆的民国档案中，珍藏着一份写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5月17日的参军申请。申请人名叫林建清。宣纸已然发黄，墨痕依旧。篇幅不长，字迹清隽，却字字铿锵。字里行间浸透着对日寇暴行的满腔愤恨。
“素闻忿恨日寇横行，黩武穷兵，侵我国土，一切残忍之手段无不施诸我同胞，开有史空前之浩劫。”
目睹山河破碎、同胞罹难的惨状，林建清意识到国难当头。他毅然请缨“正是青年报效国家民族”，愿“效张骞之浩怀，仿班超之壮志，投效远征”，只望“迅赐体检编集入伍，以遂素愿，勿任迫切感激之至”。其辞切切，其心昭昭，令人动容。
笔墨无声，但延平青年心中的报国热血，却滚烫如火、奔涌如潮。写下这份申请的林建清，成为延平山城抗战救国青年的一员。
延平青年“投笔从戎”的热血报国路
正如林建清在申请中所言：“兹值国家需要兵员之际，全国从军风气蔚甚热烈”。1943年6月8日《东南日报》（1942年8月迁至延平）刊发《远征军归鸿》： “新伙伴新武器新训练，准备驱逐缅马鬼子兵”，号召青年积极投身革命。
延平的青年学子们将家国大义置于个人安危之上，以空前的热情响应号召，走上保家卫国的道路。
剑津中学18岁的范福兴、赵师炳和16岁的林振商向学校提交了报名申请；1944年4月29日《南方日报》（1939年5月迁至延平）刊登消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38年6月迁至延平）的陈素兰、白申明、郑文惠等6人巾帼请缨远征军，黄步贤、郑文慧、何亦愚等7人则报名投考飞行员；福建省立南平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学生吴绍先等青年，怀揣学校介绍函，掷笔换枪，毅然走上战场……
学堂之外的市井街巷，青年们也愤然作出抉择：电报局的马名扬丢下嘀嗒作响的电键，浙闽药房的韩启福收起待售的药方，福春盛商铺的刘明宝走出熟悉的柜台……一封封蘸满墨与血的请愿书，是他们各自平凡人生的交汇点和转折点，他们像点滴之水，从四面八方汇聚起来，奔涌向同一个目的——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
志士英名谱就不朽的壮歌
在延平档案馆，有一份民国三十五年（1946）《南平县台溪镇抗战中壮烈牺牲的忠勇军民名单》。25岁的林德峻，民国三十一年（1942）8月亡故于湘西雪峰山战地；29岁的魏声腾，入伍四年后亡故于江西省；27岁的魏乃信亡故时间不详。
杜鹃啼血，猿猱哀鸣。奔赴抗日救亡前线的延平青年，绝大多数都未能再回到故乡，将青春定格在抵抗日寇的战场上。明知前路是死，他们仍如飞蛾扑向革命的火光。
正如革命烈士林觉民在《与妻书》中所言，日寇屠刀之下的中国人,“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人既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中华儿女危亡之际，投身抗战的有志青年，和林觉民一样，愿意向死而生，“舍小家保万姓”,为天下人，为后来人谋一个生的机会。这血火中的抉择，是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恰如深埋于家国土壤中的古老根系，每逢危亡必破土重生。
延平，这座闽北山城，在抗战洪流中不仅是一座承担支援的后方堡垒，亦是热血青年奔赴战场的集结地。请战书上一个又一个的鲜红指印，牺牲名册中一行又一行的沉默姓名，共同熔铸成延平山城血与火交织的历史。
他们走了，精神却成为家国根脉，永远烛照后世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