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珍藏在武夷山市档案馆，1937年台湾抗日名将李友邦将军写给时任崇安县长刘超然的信件。翻开这卷珍贵的史料，那段沉重的、波澜壮阔的台湾同胞与大陆人民并肩作战、共同抵御日本侵略，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尊严的英勇事迹跃然纸上。
李友邦将军原名李肇基，祖籍福建厦门同安，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县芦洲乡，是台湾义勇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少年时期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台湾的暴行后，就立志献身祖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保卫祖国，解放台湾。
1924年，李友邦在台北师范就读期间与台湾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林木顺等人，组织夜袭台北日本警局，遭到了日本殖民当局通缉，随后辗转来到广州，并进入黄埔军校（二期）参加学习，在校期间他参加过台湾学生联合会、台湾革命青年团等组织，受到了廖仲恺先生的栽培，与共产党联系密切。离开黄埔军校后，李友邦曾主持由国民党两广省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他往返于台湾、东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并在孙中山先生的支持下组织成立了台湾独立革命党，自任主席。
1932年2月，由于频繁参加抗日反蒋地下活动，李友邦被捕入狱，其间，他的两个弟弟先后被日本特务杀害，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李友邦被释放。出狱后的李友邦，在大家的努力下，恢复了在大革命时期成立的“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独立革命党是1924年李友邦在广州组织成立并一直领导奋斗了将近二十年的一个党，哪怕再难，他们也未曾放弃，其间牺牲了不少的工作同志，他们对台湾革命的前途与中国抗战的关系相互衡量研究后指出：“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欲致力于台湾革命的成功，必先致力于中国抗战的胜利。”秉此原则，他提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两大口号，号召台湾同胞共同为反抗日寇的民族革命救亡运动而奋斗。1938年10月，流亡在中国的朝鲜爱国同胞在汉口成立了朝鲜义勇队，从事瓦解日伪军的政治工作。李友邦深受鼓舞，决定仿照朝鲜同志的做法，成立一个台湾义勇队，把台胞组织起来参加抗战。为了便于号召台胞，李友邦决定用“台湾独立革命党”的名义来组织台湾义勇队，自己以“主席”的名义进行工作。工作开始，首先公布了《台湾独立革命党最近行动大纲》和《台湾独立革命党告台湾同胞书》两个文件，分别刊登于1938年《福建民报》福州版第三版和1939年《东南战线》第一卷第四期，内容为：台湾独立革命党最近派李友邦、张一之两人由浙来闽，先到崇安台民垦殖区视察。该区台民共有四百余人，生活安定，经李、张二人多加劝导后，均大觉悟，自愿参加前线抗战，或担任救护工作。
1938年，在金华出版的《东南日报》也发表了一则消息：台湾独立革命党为响应祖国抗战，完成自身解放，派李友邦等回国唤起国内同胞一致奋斗。顷抵闽北某地，并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勖勉全体台胞，立即奋起反抗暴力，解除亡国痛苦与耻辱。
1938年5月，金门、厦门相继失陷，福建省政府将散居在福州、漳州、泉州、晋江、石码等沿海的台湾同胞414人，先后分四批迁移到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安置，并成立了“台民垦殖所”，附设“台童教养所”。随后截至1946年，陆陆续续又来了155人，这些台胞大多数都是台籍医生，还有留日过的学生。在台湾时受日本政府和台湾医务界的歧视排挤，先后来到福建一带行医，到崇安后编入保甲，居住在贞光学校、文庙和民权路一带（东峰街125号周边），李友邦先生来崇安了解情况后，在县长刘超然的支持下，召开动员大会宣传抗日，勖勉全员同胞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战贡献力量。1938年11月27日《福建民报》载：“集中崇安台胞，决参加祖国战线，已组义勇队救护队，不久当可出发前线。”
1939年1月，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政治部批准，台湾义勇队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李友邦、张一之、郭汝侯、林心平、张应璋等五人任筹备委员。同年2月22日，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在浙江省金华县城酒坊巷18号正式成立，李友邦任台湾义勇队队长和台湾少年团团长。截至1941年底，共有崇安籍台民92人、家属11名，合计103人赴浙江参加台湾义勇队、少年团。
1941年编纂的《崇安县新志》曾简要记载：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金门、厦门相继失陷，闽省情势突告紧张。省府深恐若辈（指台胞）良莠不齐，易受敌人利诱，影响抗战，于1938年6月将居留沿海台民432人遣送来崇，就中从晋江来者262人，从福州来者170人（内日妇3人）。1939年7月又将留置连城台民54人及各部队、各县政府留置台民21人一并送县集中，分作两处收容，一在孔庙，一在贞光学校，并照保甲规程编组保甲，推定保甲长。计孔庙编一保，贞光学校编一保，另派管理员负指挥监督之责，阅时三月，所有膳食统由省库拨县转给，成年每口一角，儿童七分。以当时本县生活程度，差可果腹。旋奉省府令，在县境内自由谋生。从此化整为零，散居各处，管理之责改归警察局。11月间，台湾独立革命党首领李友邦氏由浙来崇，组织台湾义勇队，呈准参加台民男女一百零八人，于1939年2月（作者注：人数、时间与其它资料有出入）出发金华。若辈或善长医术，或善操日语，在战地担任救护工作，允称适当。
台湾义勇队成立后，就立即开始有计划地投入抗日活动。他们主要开展对敌政治工作、医疗救护工作、后方生产工作、宣传教育工作。张一之还编写了队歌和团歌，由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和义勇队编辑通讯组组长牛光祖分别为队歌和团歌谱曲。这些激动人心的消息曾连续登载在1939年3月2日和9日的《东南日报》上。
医疗救护是义勇队抗战活动中最具成效的工作。崇安的“台民中以医生为最多”，多达52人。由于抗战时期，国内医务人员紧缺。台湾义勇队成立后，率先设立了医疗工作部，其后在浙江金华城内、方六乡、建头塘以及义乌县义亭镇设立了分诊所；组织了流动医疗队，义务巡回治疗金华地区城乡病人；救治第三战区所在部队伤员以及协助部队单位的医务工作等。台湾义勇队的医务工作开展后，受到当地民众和抗日部队的欢迎，工作量也急剧增加，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李友邦对义勇队的医疗工作进行了扩展。1939年7月初，金华城内的医疗站改建为“台湾医院”，后来又命名为“第一台湾医院”。此后，义勇队为了进一步满足后方医务工作的需要，于1940年12月15日在浙江衢州正式开办“第二台湾医院”；1941年2月，义勇队又在浙江兰溪设立“第三台湾医院”，1942年在福建建阳成立“第四台湾医院”。
“第一台湾医院”成立之初，由于经费缺乏，每个队员都把自己的生活费抽一部分作为开办费用，对于赤贫的病人，挂号金之类的费用一律免除；“第三台湾医院”，“凡穷人、士兵来诊病，均予免费”，为了病人的方便，台籍医生们无论是吃饭时间，还是在深夜，只要病人求诊，立即给予救治。在长期的战地医务工作中，台湾义勇队的医务人员毫无怨言，不分昼夜，展现了高度的奉献精神，也因此得到前方将士和当地民众的赞扬和尊重，医者仁心被尊称为“台湾医生”，这一饱含敬意的赞誉，正是医德与民族大义的体现。
从事后方生产，是台湾义勇队抗日活动中的另一个重要工作。除了医疗技术外，台湾义勇队中还有不少技术人员，他们掌握制造重要战略物资樟脑或药品的制作。樟脑和樟脑油是重要的军需品和医药用品，亦是当时中国抗战迫切需要的紧缺物资，抗战期间，军用原料之樟脑与樟脑油国内极缺，价格昂贵。崇安盛产樟树，鉴于朱春海等人对于制造樟脑有丰富经验，1939年4月，台湾义勇队协助福建省建设厅，在崇安县设立樟脑制造厂，出产不少的樟脑；1939年8月至9月，在台湾义勇队员的协助下，浙江省建设厅在丽水县设立樟脑厂；1940年3月，台湾义勇队队员庄惠民等人前往金华东关乡产品生产合作社，义务从事药品制造工作等。在后方的生产中，台湾义勇队的樟脑和药品生产技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金华东关乡的药品制造完全采用国内原料，这解决了抗战时期日军海上封锁，进口原料不易获得的难题，生产战场上所迫切需要的麻拉利亚药水、皮肤病药膏和需求量大的胃病特效药等，缓解了抗战时期的药品紧缺问题，挽救了众多抗日战士和民众的生命。
宣传工作是台湾义勇队影响较为深远的抗日活动。宣传工作以口头宣传、文字宣传和文艺宣传为主。在文字宣传上，台湾义勇队出版了《台湾先锋》《台湾革命丛书》等刊物，后期还创办了《台湾青年》报，这些刊物对于宣传台湾革命历史、探讨台湾革命运动理论，报道台湾义勇队与少年团的抗日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宣传。而少年团在衢州公演的独幕剧《台湾少年》以及《为了大家》等节目，受到各界好评，当时有报纸报道：“……在故乡（台湾）受敌人之压迫，因此造成坚强奋斗之精神，英勇革命的情绪……观者竟自流泪……”可见台湾少年团的宣传工作不仅宣传了抗战，还对密切两岸同胞的情谊，扩大了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台湾义勇队从筹备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主动介入，参与组织和建设事宜。据中共地下党员张一之回忆，1938年夏，李友邦向骆耕漠（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委员）提出设想，要将崇安台胞组织起来参加抗日。这一想法通过骆耕漠，得到了中共党组织的支持，同时决定将台湾义勇队设在金华，因为这里离前线较近，便于开展工作。之后，中共浙江省委派骆耕漠同李友邦保持经常联系，予以必要的指导帮助，派党员张一之到李友邦身边协助具体工作。1939年4月，周恩来视察金华，听取了张一之关于帮助李友邦用台湾独立革命党名义筹组台湾义勇队的经过及当前存在的困难，鼓励其要充分运用国民党的关系开展工作，要尽量避免暴露这个工作与中共的关系，否则容易影响工作的开展。周恩来的亲切鼓励更加鼓舞了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斗志。总之，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自1939年2月成立以来，一直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己任，他们转战闽、浙之间，在艰苦的环境下辛勤工作，无私奉献，赢得了祖国同胞的尊敬和拥护。
1940年6月，台湾义勇队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批准。李友邦被任命为队长，受军委会政治部领导，后划归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设在江西上饶）代为管理。李友邦始终热情欢迎和邀请爱国人士参加义勇队和少年团的工作。祖国各地的爱国青年纷纷参加台湾义勇队，担任秘书、刊物编辑、少年团指导员等工作。到1940年8月，义勇队发展到3个区队，队员人数达200人，少年团也增加到60余人。皖南事变后，一些新四军的同志路过金华，或在金华暂时隐蔽，也都参加义勇队或少年团的工作。1940年6月20日至7月12日，少年团20余名团员奉命回崇安慰问亲人。他们向留崇亲人和崇安民众进行了汇报演出，节目多是宣传抗日的，形式多样，并向县长刘超然献“台胞之友”的锦旗。7月3日，少年团的队员们游览了武夷山，游览时也不忘宣传抗日救国，在武夷山苍屏峰用赭红颜料书写“打倒日寇，保我中华”“台湾少年团到此一游”的巨幅标语。
1942年2月，台湾少年团部分团员赴闽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5月，浙赣战役爆发，台湾义勇队奉命撤离金华，经江山，翻仙霞岭，再经福建的浦城、建阳、南平、永安，于10月中旬到达龙岩，与先期到达闽南的台湾少年团团员汇合。1943年，台湾义勇队正式隶属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扩大编制为台湾义勇总队，总队下设4个支队，人员增加到165人，工作层面遍及前方、后方、敌后、沦陷区（台湾）四大领域。在龙岩期间，其利用闽台同胞传统的密切关系和紧密相接的地理条件，推进台湾收复运动，并号召隔海台胞打倒日寇，归宗祖国，还举办了抗战干部训练班。这期间，又陆续将留在崇安的台湾义勇队家属接到龙岩，青壮年参加义勇队，儿童参加少年团。仅少数几户至今尚留在武夷山市。由于队员人数有了较大的发展，台湾义勇队改为台湾义勇总队。到1945年，队员人数达381人，编为4个支队。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7日，台湾义勇总队由龙岩迁往漳州，不久，队员分批返台。12月8日，李友邦率全体队员返台。1946年1月，义勇总队解散。
1946年元旦，李友邦在台湾电台广播《新台湾建设的意义与前途》，指出台湾民众必须“永远与中华民族同生存共命运”。1946年2月，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遭政府无端勒令解散。在台湾50年代白色恐怖中，李友邦由于积极响应、参与两次国共合作，并在台湾“2·28”事件中支持台湾人民，以“匪谍叛乱”罪于1951年11月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并于翌年4月惨遭杀害，时年仅46岁。
1992年4月，海峡两岸先后召开了纪念李友邦先生逝世40周年大会，台湾义勇总队、少年团的队员、团员及数十家的有关单位、团体的专家学者、社会各界贤达参加纪念会，共同追思李友邦将军，回顾其昔日的斗争生活。
1992年9月15日，当年少年团小队长王正南亲临武夷山苍屏峰，察看当年的标语，花了3个多小时把当年书写的“打倒日寇，保我中华”等大字用鲜红的颜料重描一遍。表达了对当年战友的崇敬之情。
1995年9月，这里迎来了一位老人。被称为“抗日花木兰”的李友邦夫人严秀峰，应邀到北京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系列活动。她不辞辛劳，风尘仆仆来到武夷山，不仅挨家挨户走访慰问落籍在武夷山的台胞后裔，还瞻仰了原台湾抗日义勇队驻地。严秀峰女士在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了苍屏峰下。当“打倒日寇，保我中华”映入眼帘时，她不禁热泪盈眶，饱含深情地说：“我要把这幅标语拍下来，带到台湾，为李友邦将军纪念馆增添一份珍贵文档。”严秀峰女士凝望着武夷群峰，吟哦：长忆当年抗日寇，少年壮志喜已酬。振兴中华跨世纪，两岸同胞共携手。
台湾义勇队是抗战时期全国唯一一支由居留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组成的、有正规军编制的、直接参加祖国抗战的队伍，是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战的杰出代表。其抗战活动是台湾自1895年沦陷后台湾人民始终不断的抗日斗争的延续，是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台胞集中地和台湾义勇队的发源地的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尤其重视台胞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对当年“台民居住地”和他们在苍屏峰留下的抗日标语加以保护修缮。这些史迹不仅见证了那段山河破碎、烽火连天的岁月，更是两岸同胞同呼吸共命运的见证，我们要铭刻台湾革命先辈们高昂的民族正气，反殖民精神，凝聚两岸同胞民族情，推动祖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