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鹏.军中日记【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6）
■黄光礼 彭舒平
每当我们吟诵毛主席的《七律·长征》，总会让我们感受到红军长征走过的千山万水和每一步的险象环生。童小鹏当年作为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直属机关干部，是长征亲历者，坚持每天写《军中日记》，记录了长征的许多细节，朴实无华，原汁原味。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读该日记，让我们进一步感受长征的艰难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每日具体的里程、极端的生存环境和持续的牺牲构成的，令人肃然起敬。让我们以《军中日记》原文记载及相关统计，还原那段真实的历程。
行军强度超乎寻常
《军中日记》记载了红一军团直属机关每天的行军里程，并在每月最后一天累计记载了当月的行军里程。从这些记录来看，红一军团直属机关是1934年10月16日晚饭后开始长征的，17日晚饭后过于都河。从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到12月初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一个半月时间走了约500公里；12月12日通道会议采纳毛泽东的主张转兵往贵州，行军强度开始增强，至12月31日20天累计行军约400公里；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回到了红军领导岗位，运动战又运用起来了，行军的强度就更大了。1月20日至31日行军350余公里；2月行军仅休息两天，行程690公里；特别是4月、5月均行军935公里。
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中惊心动魄、精彩绝伦的军事行动，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但童小鹏所在的红一军团保卫局因为执行任务多走了一个来回，所以在日记中是“六渡赤水”。1935年3月21日记载“经太平渡过赤水河到回龙场附近之园子宿营（七十里）。今天的路又是故路，此条河也过回六次矣”。《军中日记》1935年的“一年小结”写道：“在这年中间，以路程计已达二万余，以省分（份）计是十一省”。据军事资料统计，红一方面军长征路上历时367天，平均每天行军约35公里，每人负重约25斤。由此可见，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就是由这样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行军累积而成的。
道路难度超乎想象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西南方向敌人比较少，中央派了代表同粤军进行秘密谈判，达成了“让道”的协议，所以行军的路况和敌情都相对好些。但湘江战役之后，转兵进入“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贵州，道路就越来越不好走了。1935年1月1日记载：“天阴。晨由余庆出发到龙溪宿营。贵州的天气真是稀奇得很，到来这么久从未见过太阳，老是黑云密布，和死了人一样的阴沉，时而凉风忽忽，时而微雨飘飘，纵然未下雨，而路上总是泥泞不堪，真是天暗而路滑！我在途中因不留神曾摔一跤大的”；1935年1月8日记载：“沿途系走未修成的马路，泥泞不堪怪难走，弄得很多同志跌得满身糊涂”；1935年3月25日记载：“今天的路算是有生以来最不好走的，爬的山是没有路的，东歪西倒，继后渡河，而且尽走河里，走四十余里才到”；1935年5月7日记载：“拟今日赶到皎平，但因路险山高极难行走，至半夜才走到志力渡（七十里）。今天走的路简直不成路，系沿河岸之石壁上，横走直爬而过的，高高低低，上上下下，真是走得煞是疲倦”；1935年6月3日记载：“总之，一切悬崖峭壁、荆棘蓬茏莫不经过，的确是有生以来最难走的路”。书中关于“路”的记载有不少，多是形容行路的艰险，有平常山路已是极好了。有学者统计，长征中红军235天用于白天行军，18天用于夜晚行军，红军行走还是草履裹足，靠的是双脚和最原始最简陋的草鞋，由于长途跋涉，草鞋磨损还培养了红军战士随地打草鞋的技能。
环境挑战人体极限
红军长征既有波澜壮阔的辉煌，也有难以想象的苦难。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对长征的艰难环境作了生动而形象的概括：“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军中日记》在1935年的“一年小结”中写道，“在这年中间，以险阻计，跨过一次湘江，二次乌江，渡过六次赤水河，粉碎了敌人新的围攻，渡过最天险的是金沙江、大渡河，踏过从来少人过的草地，艰苦困难可说达到极点，的确是人类中没有过的生涯”。红军翻越夹金山等雪山，日记中记载翻越类似的雪山不止一座。1935年7月2日记载：“此山约五十里高，下三十里，在高度上说超过夹金山，在积雪量上说也要过之”；7月6日记载：“爬大山至打鼓，名为四十里，实则六十里还有余，山高约二十里，不亚于夹金山”。
除了险峻的山峰、绝境的雪山，还遇到湍急的河流，1935年8月8日记载：“移至杂窝（约三十里）。途经一条河，桥未成，大部队伍徒涉，见几人至中流被水冲走淹死”。后又遇到被称为“魔毡”的大草地，日记记载：“天的确可恶得很，出发后不久即下雨了，未免知道我们要过草地而故意捣乱不成？因天雨气候很冷，有些同志又没有雨具来抵抗，所以因体弱而冻毙在路旁的倒有几个”“路上尽长的青草，若不是向导领路的话，的确连方向都找不到，最讨厌的是天仍连绵下雨，淌得满身透湿，路上尽是水泥更使两腿难走”。
敌情复杂险象环生
长征除了道路艰难、环境恶劣外，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地方民团土匪的袭扰，也时时威胁着红军将士的生死存亡。据《军中日记》记载：“红一军团长征出发不久，遭到地主组织反动武装的扰乱，途中更是遭土匪袭击，曾杀落后部队的红军数人，极为猖獗。然而，土匪民团的威胁只是潜在危机的一个小的方面，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更是足以使红军面临灭顶之灾的巨大危机”。1935年2月4日记载：“晨出发到大坝（四十里）。该地民团很多，我军到时四散山中，鸣枪捣乱，一部固守街中堡垒内”。2月6日记载：“才起床，枪声啪啪，警戒处发现敌人。部队匆忙出发，直到建武宿营”。地上有追兵，天上有敌机，《军中日记》记载了10多次敌机轰炸，其中比较惨烈的记载是1935年3月5日：“在途中时遇敌机3架，因处置不妥，致遭炸弹，伤亡连保卫队在内六十人以上，惨状真是目不忍睹！国民党的手段真残酷至极！”
物资匮乏生存困难
长征前期，由于博古、李德等在战略中实行逃跑主义，对庞大的中央机关没有进行必要的精简，采取“老太婆搬家的办法，把坛坛罐罐都搬走”，还动员了几千民夫搬武器、抬机器。湘江战役过江时战斗激烈，人员损伤很大，过了江又要爬大山，便将几门山炮忍痛抛入江中。直到1934年12月18日，红军进行了“黎平整编”，大幅缩减了后勤摊子和运输力量，自此红军开始轻快前进。《军中日记》1934年10月15日记载注释：“出发前的政治思想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口号是反攻，但如何反攻，反攻到哪里，大家都不知道”，因此，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要走那么远，所以对物资的准备是不够充分的。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后，也处于无后方运动战状态，物资补给困难，途中只能通过没收、购买、打借条等自筹自供方式筹集各类物资。
红军长征一路经过的大部分是经济贫穷落后地区，筹粮筹款非常困难，1935年4月8日至16日记载：“由8日至16日曾占领定番、长寨、广顺、紫云等四城，并经过很多居住苗、彝民族的大高山，粮食缺乏，几乎连水也难找”；4月24日记载：“到梅子箐（七十里），此地系大平原，但无田地，故粮食很困难。没有买到米，不得不吃包（苞）谷”；6月11日记载：“闻此地到懋功须经过很高的夹金山，且途中人烟稀少，给养很困难。今晚大家都预备干粮，准备给养不足之补充，我也带着几只苞谷粑粑，实因无办法”；8月20日记载：“今日部队在此补充粮食，因旧麦已吃干净，只有在田中自己动手割，整日里大家摘麦穗搓打，十分费力”。
“高原寒，炊断粮”，8月23日，红一军团直属机关开始过毛儿盖草地，走进草地大概三四天之后，红军开始严重断粮，然而不只是断粮的问题，缺医少药的问题也凸显出来。25日记载：“这小河水有毒，色带赤，吃多了即肚子痛”，饮水不洁加上伤寒，医疗救护尤为重要，但长征后期的医疗条件基本无法开展救治工作，给红军伤员包扎时只好把被单撕成条，手术刀用民用剪刀代替，没有消毒酒精就用盐水。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中央红军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环境之恶劣、战斗之惨烈，在人类历史上都极为罕见。全体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铸就了长征这一不朽丰碑。
（作者单位：古田会议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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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小鹏（1914.9.20-2007.7.18)，长汀人。1930年6月参加红军并入党，在红四军、红一军团政治部、政治保卫局任秘书。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一直随周恩来在西安、南京、武汉、桂林、重庆等地八路军办事处负责秘书、机要工作，任机要科科长，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处处长，中共中央驻重庆、南京代表团副秘书长，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副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整理出版了《军中日记》手稿，著有《风雨四十年》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