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礼
作为一名红色文化工作者，我对长征有着特殊的情怀，对伟大的长征精神有着更深刻的感悟。每当谈到长征，我必定会想起我的爷爷，因为爷爷是一名长征烈士。
爷爷的烈士证明书是福建省人民政府1982年2月批准颁发的，执证人是我的父亲，父亲前些年过世后，我把爷爷的烈士证明书珍藏了起来。
按照烈士证明书的记载，爷爷是1933年参加红军的，生前是红三十四师100团战士。父亲说，那时家里很穷，爷爷参加红军时他才7岁。爷爷1934年10月出发长征后便没了音讯。数十年后，县政府民政部门来评定爷爷的烈士信息，主要是根据当年与爷爷一起参加红军的同乡回忆，说他们在离开江西后的一次战斗中被打散了，这位同乡化装成乞丐经一个多月才辗转回到老家，而我的爷爷却再也没有消息了。至于那场战斗具体发生在哪里，什么时候发生的，由于年代久远，这位失散同乡老红军也记不清楚了。
为了查证爷爷牺牲的具体地点、时间，前些年我参加了红三十四师烈士后代“湘江战役圆梦行”公益活动，与数十位闽西籍红三十四师烈士后代一同前往湘江一带追寻革命先辈的足迹。许多人第一次找到了自己先辈的名字，激动不已。我亲眼看到有几位烈士后代在刻有他们先辈名字的英烈碑前号啕大哭，久久不能释怀。我村里有5位参加革命的红军烈士，当时在灌阳县革命烈士陵园找到了其中2位英烈的名字，但我爷爷和其他两位一直都没有找到。公益活动的组织者在返程的路上采集了我们的血样，并留下了联系方式，说湘江战役牺牲的红军烈士遗骸正在不断挖掘中，挖出的遗骸将与我们的血样进行DNA比对，一旦比对上会第一时间告知我们。但这些年过去了，一直没有等到比对成功的消息，这一直是我心中的遗憾。
其实长征中的红军烈士大部分已难以查找。据2011年龙岩市政协编写的《湘江战役中的闽西儿女》介绍：“全师（红三十四师）6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经民政部门调查落实，龙岩市7县（市、区）湘江战役红军烈士登记在册者共606名，更多的红军牺牲人员成了无名烈士。”我认真查阅了相关资料，三明市的湘江战役红军烈士登记在册者508名，两市加起来是1114名，也就是只有约六分之一的烈士在册，绝大部分是无名英烈。
小时候清明节扫墓，父亲告诉我，爷爷与奶奶墓合葬在一起，但只是按农村风俗埋了一块刻有爷爷名字的银牌子在墓地里。前几年，长汀县在三洲镇建造烈士纪念园，爷爷的墓碑也位列其中。这些年来，每到清明节前后，我既要和家族的人一起去祭扫爷爷奶奶合葬的墓，也要单独到长汀烈士纪念园给爷爷的墓碑献上一束鲜花。
前些年有幸来到古田会议纪念馆工作，红色文化传播成为我工作的重要职责。在纪念馆陈列第十展厅（闽西革命历史精简展），专门有一块数字展示屏和一块介绍红三十四师的展板。数字展示屏每天滚动播放的内容有一部分就是我在讲述爷爷的红色故事。每当人们看到这个画面，都会感到惊讶，继而为我是红三十四师的后代、长征烈士的后代而心生敬意。而当我为客人讲解到红三十四师的展板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提高音量，自豪地介绍道，我的爷爷就是红三十四师100团的战士，是开国中将韩伟的部下。韩伟将军时任红三十四师100团团长，是湘江战役中极少数幸存者之一。韩伟将军在弥留之际，嘱托他的儿子韩京京：“湘江战役时，我带出的闽西子弟都牺牲了，我对不起他们和他们的亲人。我活着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死了也要跟他们在一起，这样我的心才能安宁。”遵照韩伟将军遗愿，他的骨灰一半安放在北京八宝山，另一半安放在闽西革命烈士陵园。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爷爷和战友们出征92周年的日子。没有留下记录、没有留下名字、没有留下回忆，但可以肯定，我的爷爷参加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是长征中的一位英雄。长征的伟大胜利，正是千千万万红军将士与无数像爷爷一样的革命英烈以血肉之躯铺就的英雄史诗；伟大的长征精神,正是由每一位浴血前行的红军战士和无数像爷爷一样舍生取义的革命英烈用生命铸就的伟大的革命精神！
我永远为爷爷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