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兆山
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从实践摸索到理论自觉的艰辛历程。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面临生死抉择。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一周后，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果断放弃攻打中心城市长沙，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的工作重心被迫从城市转向农村。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以攻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武装起义接连失利，印证了照搬苏俄城市暴动模式不符合中国国情。然而，“被迫转入”不等于“自觉转变”，当时党内主流观点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农村斗争只是配合城市暴动的辅助力量。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和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认识，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追根溯源，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最早的思想胚胎，可追溯到1927年8月初，受中共中央委托在武汉起草的《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这份大纲明确提出：以汝城为中心，占领周围数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在八七会议之前，毛泽东已经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三个要素在一个县域范围内初步结合起来，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最初构想，此时仍限于局部行动计划，未上升为全局性革命道路理论。闽西随后成为工农武装割据最早连片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为古田会议相关思想落地提供实践土壤。
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认识不断深化，大致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
理论奠基:回答“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
1928年10月至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相继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前者系统分析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中国、有第一次大革命影响的群众基础、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政策不错误，从理论上回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后者总结井冈山一年多斗争的实践经验，首次正式提出“工农武装割据”这一科学概念，系统分析割据地区的军事、土地、政权、党的组织等问题，提出“波浪式推进”的发展策略，反对分兵冒进。这两篇文献的贡献在于：将武装割据从政策层面提升到理论分析层面，完成了从经验到理论的第一次飞跃。
几乎与此同时，随着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如何建设支撑割据局面的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规定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任务，并系统规定了党内教育的18种方法和10种教材。如果说前两篇文献回答的是“割据能不能存在”的问题，那么古田会议回答的则是“割据靠什么巩固发展”的问题——使工农武装割据所依托的红军有了政治灵魂和制度保障。古田，不仅是新型人民军队的定型之地，更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走向成熟、革命道路理论持续发展的重要沃土。正是依托古田会议奠定的建军根基，以及红四军自1929年3月入闽以来开辟闽西根据地的丰富实践，短短一周之后，毛泽东立足闽西根据地实践，在古田赖坊协成店完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理论升华，实现从工农武装割据到农村包围城市的关键跨越。
道路初成：回答“革命道路怎么走”
1930年前后，党内仍有不少同志固守俄国十月革命模式，坚持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对农村根据地的前途抱有悲观情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原为回复林彪来信，针对红四军部分指战员悲观迷茫、质疑根据地前途的思想误区而作，文章针砭党内错误思想，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一论断，从根本上否定了“城市中心论”，正式确立“以乡村为中心”的革命理念，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初步形成。
这是从“工农武装割据”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关键一跃。工农武装割据是具体实践形态，以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构建起红色区域的坚实载体；农村包围城市是整体革命战略，将割据形态升华为全局性的革命总路线，明确了以农村为重心、先农村后城市的战略方向。从“点”与“块”的实践，到“面”与“全局”的战略，二者递进共生，共同构成中国革命道路的完整内涵。这套从点状割据到全域战略的理论突破，正是在闽西、古田的根据地沃土上完成关键性论证。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文章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提供了哲学方法论基础，从思想路线上说明为什么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来探索革命道路，而不能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
理论成熟:道路理论完整定型
依托红四军在古田会议后开辟的闽西苏区，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全国性红色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工农武装割据”实践走向鼎盛，也为革命道路理论的成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样本。
历经土地革命战争历次反“围剿”与长征的正反实践淬炼，全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知在曲折探索中不断凝聚共识。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总结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将工农武装割据从具体政策提升到军事战略理论的高度。1938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战争和战略问题》报告，同期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首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与革命道路理论定型互为思想呼应。报告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这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完整理论表述。至此，从1927年《湘南运动大纲》萌芽的初步构想，经过十一年实践的反复检验和理论升华，最终成熟为全党公认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
结语
从1927年《湘南运动大纲》的初步构想，到1938年《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完整表述，十一年间，毛泽东完成了从工农武装割据具体形态到农村包围城市整体战略的理论跃升。这一演进轨迹深刻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突破，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升华认识，从具体经验上升为普遍规律的过程。古田作为新型人民军队定型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重要理论诞生地，完整见证了从工农武装割据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理论跃升，其蕴含的实事求是思想，至今仍具有强大的时代价值。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和回答新时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古田会议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