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成立旧址——永定湖雷万源楼
■ 赖献煌
2026年是福建省农村党支部建立100周年。回望百年党史，福建农村党支部的诞生与发展，在闽西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闽西永定作为福建农村党支部的发源地，彼时封建势力盘踞、土豪劣绅横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劳苦大众深陷被剥削与压迫的深渊，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中，福建农村党支部应运而生，成为点燃闽西革命星火的核心力量。本文结合党史文献记载，立足永定革命实践，从福建农村党支部顺应革命形势诞生、引领永定成为农民武装斗争策源地、为朱毛红军创建中央苏区奠定坚实基础三大维度，挖掘这段红色历史的时代价值。
社会危局催生支部点燃闽西革命星火
闽西永定是闽粤交通咽喉要道，军事地理位置关键，也是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势力角逐的前沿阵地。永定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据党史文献记载，“接近粤边，可由韩江通潮汕，为闽粤交通的孔道之一，在军事上亦占重要位置，闽粤交兵永定首当其冲。自民国以来闽粤交兵在永定对火已十余次。”战火连年不断，再加上封建土地制度的残酷剥削、土豪劣绅与土匪势力相互勾结，让永定成为当时闽西阶级矛盾最为尖锐激烈的地区，为福建农村党支部的建立提供了必然的社会条件与阶级基础。
从土地占有情况来看，永定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占人口仅3%的地主阶级，霸占了全县60%至80%的土地，广大农民无地可耕或少有耕地，沦为地主阶级的剥削对象。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手段极为严苛，地租剥削占据农民全年收成的50%至80%，高利贷盘剥利率更是高达30%至100%，层层压榨让佃农、半佃农终年劳作却食不果腹，即便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也因山田贫瘠、水利设施匮乏，加上苛捐杂税重压，生活苦不堪言。同时，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带来洋货冲击，永定传统支柱产业条丝烟销路暴跌，大量烟厂、烟店倒闭，数万农民与手工业者失业，失去生计的民众要么远走南洋，要么被迫上山为匪，要么被军阀强征入伍，社会秩序混乱。
更为恶劣的是，永定土豪劣绅与土匪势力相互勾结，形成了独霸一方的黑暗统治。文献中明确记载，永定土匪势力在全省较为突出，“永定土匪滋盛，全省有名，接近龙岩之太平丰田二里，土匪掳人勒索成为常事”。太平里、丰田里等地区土匪横行，掳人勒索、杀人放火成为常态，坎市、武溪两区三四万人口中，半数以上沦为土匪，土地荒芜、民不聊生。而豪绅地主大多兼任团防局头目，以防匪为名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包揽诉讼、欺压百姓，弱小宗族更是饱受豪绅欺凌，全县民众对豪绅土匪的反动统治恨之入骨，反抗情绪日益高涨。与此同时，永定民众自古有着强悍的反抗精神，面对压迫常常自发组织反抗，不少农民变卖田地购置枪支自卫，多次与豪绅保安队、军阀驻军发生武装冲突，这种自发的斗争虽未形成规模，却为革命力量的孕育埋下了种子。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永定空前尖锐的阶级矛盾、民众迫切的革命诉求，呼唤着先进革命组织的引领。1926年夏，在革命思潮的传播与革命先辈的努力下，根据厦门总干事会和中共汕头特委书记罗明的委派，刚刚成为共产党员的阮山和林心尧秘密回到永定县湖雷乡，与先期返乡的赖玉珊、赖秋实和熊一鸥等人，在上湖雷羊头村的“万源楼”（阮桂椿家）成立了福建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国共产党永定支部（后称上湖支部），并推选阮山为支部书记。福建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永定支部在湖雷万源楼正式成立，这是闽西革命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在福建党史、闽西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彻底结束了永定乃至闽西农民自发斗争、分散无援的局面。
福建农村党支部建立后，扎根乡村，深入田间地头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唤醒民众阶级意识，传播“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念，打破了豪绅土匪的思想禁锢；积极组织农民建立农会，开展抗租抗税、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将分散的民众力量凝聚起来，把民众自发的反抗情绪转化为有组织、有领导的革命行动。
可以说，永定土豪劣绅横行、阶级矛盾激化的社会现实，是福建农村党支部诞生的直接动因；而福建农村党支部的建立，犹如黑暗中的一道星火，彻底点燃了闽西土地革命的熊熊烈火，为闽西劳苦大众指明了革命方向，让闽西革命从自发走向自觉，从分散走向集中，开启了党领导闽西农民开展革命斗争的全新篇章。
坚强引领武装斗争铸就永定策源地位
福建农村党支部成立后，始终把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作为核心任务，立足永定的革命基础与群众力量，积极谋划、周密部署，带领永定农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暴动浪潮，让永定成为闽西乃至福建农民武装斗争的核心策源地，推动闽西革命进入武装割据的新阶段。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陷入低潮，国民党反动派与地方豪绅土匪勾结，对革命群众展开疯狂镇压，闽西革命面临严峻考验。在此危急时刻，福建农村党支部没有退缩，反而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发动群众，通过走村串户，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从而促进农民阶级意识的觉醒。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永定党组织积极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因而极大地推动了永定工农运动的开展。据《福建中央苏区（永定卷）纵横》记载：“在阮山、林心尧和王奎福的发动领导下，各地农会纷纷成立。到1927年2月底，全县已有40多个乡成立了农会组织，县成立了农民协会筹备处，由赖玉珊负责。各地农会组织农民开展‘二五减租’，反对无理摊派，冲击各种宗法和习俗，相继成立了县建筑、理发、缝衣、篷船、刨烟等5个工会，会员达2000余人。”同时全县工人运动也得到很大发展，领导了工人举行游行示威，打倒了强征乱派、压榨民众的官员和商人。闽西、闽南各县的农会组织，“尤以上杭、永定、漳浦......为最善。大约每县已有一万五千有组织的农友。”“农民运动在闽南比较有力普遍之县份，为上杭、永定、龙岩、平和、漳浦......等县。目前有组织之农民约十万，可用之武装当在五千以上。”农民运动的发展，为举行武装暴动准备了条件。
在永定、金丰、上湖、溪南、太平等支部成立基础上，1927年10月，阮山与罗秋天、张鼎丞、卢肇西等人组织成立了中共永定县委。“中共永定县委成立后，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关于‘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的指示精神，积极领导全县的革命斗争，大力发展农民协会，开办平民夜校，向党团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并组织农军进行军事训练，秘密开办兵工厂，制造武器弹药，为永定农民武装暴动作好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的准备”。同月，中共闽南特委根据永定革命青年比较多、工农群众受压迫剥削程度比较深、群众觉悟比较高、党组织和工农组织发展比较早比较快的情况，作出“闽南以平和、永定为中心组织农民武装暴动”的指示。中共永定县委根据上级组织指示，作出“立即发动群众，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决定，并成立了以张鼎丞为总指挥，阮山、卢肇西为副总指挥的永定暴动委员会，着手策划、部署农民武装暴动。这样，龙岩、永定、平和成为福建重要的暴动区域。经过发动组织，农民力量形成上湖、金丰、溪南、太平等4个暴动聚集地。1928年6月底，爆发了数千群众汇合攻打县城的永定暴动。永定暴动是当时福建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农民武装暴动。
永定暴动的胜利，迅速带动闽西各地农民武装斗争全面兴起。在福建农村党支部的协调引领下，龙岩后田暴动、上杭蛟洋暴动、平和暴动等相继爆发，形成了以永定为核心、闽西各县联动的武装暴动格局。1928年7月，闽西四县党组织负责人在永定古木督召开会议，成立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与闽西暴动委员会，实现了闽西革命力量的统一领导，而永定始终是这一领导体系的核心阵地与斗争先锋。福建农村党支部在永定探索出的“农村支部引领、农民群众参与、武装暴动夺权、建立红色政权”的斗争模式，为闽西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让闽西农民武装斗争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面铺开。
从党史文献视角来看，永定之所以能成为闽西农民武装斗争策源地，核心在于福建农村党支部的坚强领导。支部始终扎根农民群众，精准把握永定阶级矛盾尖锐、民众反抗意识强烈的优势，把党的革命纲领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既解决了农民“为什么革命”的思想问题，又解决了“怎么革命”的路径问题，彻底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与战斗力。永定农民武装斗争的蓬勃开展，不仅推翻了当地豪绅土匪的反动统治，让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与自由，更在闽西大地上树立起武装革命的旗帜，为后续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筑牢了武装根基，彰显了福建农村党支部强大的组织力、领导力与战斗力。
深耕革命实践探索奠基中央苏区创建
福建农村党支部在永定及闽西地区的长期革命实践，从组织基础、武装力量、群众根基、革命经验等多个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斗争成果，为朱毛红军挺进闽西、顺利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为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闽西实践经验，成为中央苏区诞生的重要铺垫与坚实支撑，在中国革命根据地建设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首先，福建农村党支部构建了严密的组织体系，为朱毛红军入闽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自永定支部成立以来，永定成为党领导革命的重要实践基地，以湖雷支部为源头点燃的革命星火，迅速在闽西大地燎原，逐步构建起上下贯通、严密有序的农村党组织体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对永定工作指示中就特别强调发展组织的重要性，指出“应该在斗争中发展组织，惟有建立在斗争中的党，才是健全的布尔什维克的党”。经过各地党员的工作，永定先后建立了溪南、金丰、太平3个区委和湖雷、堂堡、合溪3个特支。其中溪南区委所属就有20多个支部，200余名党员。至1928年6月，全县共有40多个支部，500多名党员。1929年，朱毛红军挺进闽西前夕，闽西农村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闽西地区已建立永定、上杭、龙岩、长汀、武平5个县委，平和、连城等县建立特支或农村支部，下辖100余个农村党支部，党员总数达755名，占当时福建党员总数的58%，形成了“县有县委、区有区委、乡乡有支部、村村有党小组”的完整三级党组织网络，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全面彰显。培养了张鼎丞、邓子恢等一批经验丰富、群众信赖的革命骨干，这支扎根农村、熟悉闽西情况的党组织队伍，成为朱毛红军入闽后的“联络站”与“领航员”，主动为红军传递情报、引导路线、协调各方，帮助红军快速融入闽西革命环境，避免了红军在陌生地域作战的困境，让红军入闽后迅速站稳脚跟。
其次，福建农村党支部领导的武装斗争，为中央苏区创建储备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党支部深刻认识到，只有拿起武器开展武装斗争，才能推翻豪绅地主与军阀的反动统治，才能让农民真正获得解放，因此积极开展武装筹备工作，发动农民筹集枪支、组建秘密武装，培训革命骨干，为武装暴动做好充分准备。1928年3月，中共龙岩后田支部率先行动，带领20多名青年国术馆会员设伏星火祠堂，击毙反动骨干、抓捕土豪劣绅，烧毁田契债约、发放地主粮仓余粮，打响了福建工农武装暴动第一枪。这一壮举被邓子恢誉为“闽西土地革命之先声”，创建了福建第一支红色武装，迈出了武装斗争的关键一步。随后，永定、平和、上杭等地农村党支部相继领导武装暴动。1928年6月，中共永定县委在张鼎丞等领导下，组织千余名农民武装围攻永定县城，虽主动撤退，但在金砂金谷寺组建了福建第一支以“红军”命名的武装——溪南红军营，奠定了地方武装的基础。平和暴动、上杭蛟洋暴动等接连爆发，形成了闽西武装起义的浪潮，为中央苏区武装力量储备了最初的火种。这些武装力量熟悉闽西地形、擅长游击作战，在朱毛红军入闽后，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参与攻打龙岩、永定、上杭等重要战役，不仅为红军提供了有力的战术支援，还源源不断为红军补充兵员，让红四军入闽后兵力迅速扩充，也为红军创建中央苏区提供了实践参考，丰富了红军的作战与建设思路。
再次，福建农村党支部深入开展群众工作，为中央苏区筑牢了坚不可摧的群众根基。中共永定支部等闽西基层党组织自1926年诞生起，就把“为了群众、依靠群众”作为生命线，在血与火的实践中探索出群众工作的“闽西经验”，为中央苏区的巩固与发展锻造了坚不可摧的群众铜墙铁壁。1926年初夏，阮山、林心尧等5名党员在永定万源楼点燃闽西革命星火，他们没有停留在理论宣讲，而是深入田间地头、客家土屋，用“农民听得懂的话”传播马列主义，把“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切身诉求。在永定、上杭等地，党支部通过创办平民学校、组织进步剧团、编唱革命歌谣等方式，打破封建宗族束缚，让农民明白“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摆脱剥削、当家作主”。这种“接地气”的信仰传播，让原本分散的农民逐渐觉醒，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为中央苏区积累了最深厚的群众思想基础。在土地革命中，各级红色政权建立后，分田成为群众最为迫切的要求。在中央和省委对土地分配都没有具体的纲领和政策规定的情况下，邓子恢、张鼎丞等依靠群众的创造性，经过调查研究，提出永定溪南区分配土地的政策、确定具体办法，办法是：“以乡为单位，即以本乡人民现有亲自耕种的土地，作为本乡的土地所有权，归本乡按人口（除反革命分子外）平均分配土地；又用抽多补少的办法（根据现耕土地多少，按全乡每人平均应收亩数为依据，有多的抽出，不足的补给）去实行分配”。这种“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抽多补少”的分田办法简便易行，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在金砂取得经验后，于全区推广，很快在10多个乡2万多人口分配了土地2万多亩，让数十万永定农民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其首创的土地改革政策，经过总结完善后，成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核心政策，在赣南闽西广大地区推广实施，彻底赢得了群众的衷心拥护与支持。闽西农民发自内心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主动参军参战、筹粮筹款、救护伤员、传递情报，形成了“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深厚情谊。这些先行先试的实践成果，为朱毛红军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苏维埃政权建设、制定革命政策提供了直接借鉴，推动闽西与赣南根据地顺利连成一片，最终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作者单位：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