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邓子恢给张策安的信
邓子恢给鲁亚夫信函影印件
■陈淑如
深怀赤子心，耕耘为民情。董必武同志在邓子恢逝世后手书悼诗盛赞：“崛起闽西有俊声，敢挑重担任批评。忠于革命忠于党，应是毛公好学生。”邓子恢作为闽西农民运动领导者、新中国农村工作的开拓者，毕生扎根乡土、心系农桑，始终将农民的冷暖安危、农村的发展进步放在心头，用一生的坚守与践行，走出了一条以民为本、实事求是、务实担当、清正廉洁的政绩之路。
两封横跨三十余年的书信，穿越烽火与风雨，成为他赤子初心最生动的见证，也勾勒出一位共产党人最鲜明的政绩底色。
1937年10月，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国共合作抗日的关键时期，国民党当局却克扣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军饷，致前线将士身陷饥寒交迫的困境。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邓子恢，提笔致函国民党专员张策安，信中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当前抗日将士衣食无着，百姓负担已极，望以民族大义为重！”字里行间，是为民请命的责任与担当，尽显一名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家国情怀。
这是邓子恢始终坚守的准则。在闽西苏区最艰难的岁月里，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啃红薯、睡草铺，把苏区有限的经费悉数用于革命事业、用于保障群众与战士的基本需求。他常说：“公家的钱，分文都要劈作两半花！”这质朴的话语，既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也是对全体革命者的郑重告诫，更诠释了他对“公权为民、公款公用”的深刻理解——共产党人的政绩，从来不是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守护百姓安宁、支撑革命希望。
1969年，那时邓子恢身处逆境，身心遭受重创，却依旧初心如磐、心系农村。同年9月，曾在邓子恢身边工作多年的鲁亚夫专程从河南赴京探望，眼前的邓老面容消瘦、手拄拐杖、步履迟缓，却对自身的遭遇只字未提，反而安慰鼓励老战友“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信念都不能丢”。即便身陷风雨，他心中惦念的依旧是农业发展、农民生计。与鲁亚夫谈及河南农业时，他清晰阐述思考：农业管理体制要建立生产责任制，调动社员积极性才能抓好粮食生产，不能将“包产到户”简单等同于单干；他还畅想在社队“试办耕牛、农机折旧制”，为巩固农村集体经济、保障生产持续发展探寻路径，甚至期盼着能亲自下乡调研，为中央农村工作建言献策。这份身处逆境仍心系民生、矢志为农的坚守，正是他政绩观最核心的底色——共产党人的政绩，无关个人境遇，只关乎人民的需求、事业的发展。
鲁亚夫感念老领导境遇，返回河南后特意寄去十一两黄芪为他调补身体，却很快收到了邓子恢的亲笔回信，信中一句“以后不必再买，已买十一两价款多少，望函告，以便汇款奉还。”这份公私分明的坚守，是他一生恪守的纪律底线。不久后，鲁亚夫便收到了邓子恢的汇款。一包寻常药材，一份深厚的战友情谊，却始终抵不过他心中“公利不可侵、私谊不占公”的铁律。在邓子恢心中，共产党人的政绩，不仅是干实事、谋民利，更包括守底线、保清廉，唯有始终公私分明、洁身自好，才能真正不负人民、不负使命。
两封书信，跨越三十余载风雨，一封写于民族危亡的烽火岁月，一封书于人生逆境的艰难时刻，却始终传递着相同的初心与坚守。邓子恢一生知行合一，将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在闽西苏区，他带头厉行节约、公款公用，绝不侵占群众与集体分毫；面对土地分配不公难题，他深入田间走访座谈，在闽西早期土改形成的“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补少”原则基础上，创新性提出并推行“抽肥补瘦”举措，彻底打破地主富农把持良田的局面，让贫雇农真正分得优质耕地，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热情与革命斗志，这一完善后的土地分配政策被毛泽东同志高度称赞“闽西土地解决办法最好”，成为全国土地革命的典范；1953年，邓子恢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部任部长，任职十年间，他常带领工作组走遍祖国大部分省区，开展大量扎实的调查研究，为农村发展谋思路、出实招；此后虽身处逆境，他仍矢志不渝，坚持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探路，主张健全生产责任制、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他一生公私分明、勤俭自持，战友馈赠药材亦坚持如数还款，绝不因私谊突破规矩。
而这份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根源正是他一生坚守的群众路线。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子恢就深刻阐释过群众工作的核心要义：“放手发动群众，是我党领导革命的基本路线，是群众争取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唯一方法。”他反复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每个共产党员应具备的群众观点，这正是党性的基本要求；而“一切为了群众”之外，更要牢牢记住“一切依靠群众”，这也正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鲜明体现。
邓子恢曾多次说过：“凡涉及广大群众的事情，不要个人自作聪明，不要主观主义、命令主义。要同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如今，这两封泛黄的书信，成为铭记先辈初心、传承革命精神的珍贵见证。
（作者单位：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