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虹影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25.12
■吴升辉
邓泽村学兄长我几岁，耕耘于浩瀚史学研究天地间，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整理他工作几十载的学术研究精华之作，汇编成《虹影集》一书，对于整个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总结，展示了邓泽村馆长鲜明的研究立场和不俗的学术修养，对于推动闽西地方的红色文化研究而言，则是“认真地研究现状”和“认真地研究历史”学风传承，是笃实求真地学习研究闽西红色文化的生动表述。
一本好的理论研究著作或学术文章，支撑其成功的基础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应该是丰富的、翔实的文献档案史料。“凡研究学问，阙助则支离，好奇则失正，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注重史料、精于考据，这是史学研究的必经门径，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梁启超说过：“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始终以史实为基础，坚持走实事求是的路线和方法，这是我们多次聊过的话题。以朴实的符合历史语境的语言进行表达，而摒弃华丽的辞藻和过度的形容词堆砌，也是我们取得共识的。对于那些道听途说的记载而冠以史实的做法，我们也是抵制的，这便让我感受到了本书对闽西地方党史史实细节的尊重。可以说，正是基于文献档案研究的扎实功底，本书涉及的土地革命战争、三年游击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多个历史阶段，范围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其间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较多，但能论述翔实，较好地论证了要表达的观点。
由于在党史部门工作时间比较久的缘故，我早期也多埋头于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做一些具体事件的考证，写一些小故事之类的文字，这种工作做得多了，便发现以史写史、以史说史，其实只是开展历史研究的初级阶段。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研究科学要占有资料，但是资料不等于科学，要从资料中提炼出科学的论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史为鉴、探索规律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诉求，也是中国史学研究的基本做法。本书在这方面有一些颇具见地的思考。一是以概括性的角度提炼出普识方面的观点，如《闽西——中央苏区国有企业的摇篮》《以民为本是才溪乡调查精神之基本内核》等；二是通过历史规律的分析探寻可供借鉴的途径，如《略论古田会议对延安整风运动之影响》《〈才溪乡调查〉与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闽西党组织在抗日战争中对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三是从蕴含的重要意义综合出同质同类事件的指导性经验，如《从古田铸魂之路诠释党的初心》《从中央“九月来信”对“二月来信”的纠正看党的品格特性》《刍议红军的干部队伍建设对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启迪》。这些研究成果是在对历史资料、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辩证分析后，立足某一个方面得出一些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真知灼见。
历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所有的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显而易见是告诉后来的史学研究者，历史研究是为现实服务的。历史研究服务现实的核心，是怎样从历史细节中提炼出一种具有解释力的线索和路径。找不到这种“理路”，就如射箭找不到靶。我们对中央苏区的历史进行分析时，发现与现代社会的重合度是多领域的，许多做法、许多理论观点不谋而合，后世不过是对这个范围一点一点地揭示。中央苏区的历史与现代中国发展既相对独立又关联紧密，它们之间每一点联系的建立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邓泽村馆长在致力于中央苏区历史研究展示的博物馆工作，对历史与当代两端都有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因而能够以史为鉴，深入思考与研究，再在当代学术的基础上打开阐释的思路，力所能及地建立历史经验与现实领域的某种联系。《传承红船精神和长征精神，谱写新时代闽西实践新篇章》《弘扬苏区精神，推进闽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闽西苏区依法治政和反腐倡廉实践新探》等，都是他以唯物史观的治学态度，结合社会发展、工作实践，从自己的角度组织历史的语境，选择与后来发展的有关事件陈述其因果关系而形成的研究成果。
作品是会说话的，艺术作品如此，理论研究成果亦如此。不论是以古寓今还是抚今怀古，都应该是借鉴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就，利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通过对历史的审视获得新的、深刻的认识，并开辟创造的可能性，这样学术研究才能推陈出新，获取新意。司马迁有一句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说，不管是一部著作，还是一篇文章，其主要价值是其中的原创性见解。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在阅读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在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其中反映出来邓泽村馆长在此馆工作多年的志气与心境不可复得。虽然层层递进说了从史料收集到形成研究成果的几个层面，其实每个研究成果的完成，都是综合因素的结果。
（作者单位：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