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纪念馆
连城朋口项南纪念馆 吴清兰 摄
■陈发胜
在我的脑海中，常常会浮现出两个人的身影。他们都来自闽西这片层峦叠嶂、红旗漫卷的红色热土；他们也都曾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画卷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尤为令人感到亲切与难忘的，是他们外貌中那一抹相似而夺目的特征——那饱满睿智、仿佛凝聚着光芒的头顶。
这两人，一个是邓子恢，一个是项南。
在寻常视角中，“光头”或许仅是相貌特征，但于这两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改革家而言，我却以为，它恰似一种深邃的隐喻。那光亮的前额，仿佛是褪去一切浮华与矫饰后的赤诚坦荡；是不惧风雨、直面时代挑战的清澈与通透；更是他们将毕生心血化为思想光芒，照亮国家前行道路的生动象征。他们无需以发丝修饰容颜，却以深邃的头脑思索民族的未来；他们不善以华辞装点话语，却始终以滚烫的赤子之心，贴近泥土、聆听百姓的呼吸。他们身上浸润着红土地的革命本色，饱含着为民请命的赤子情怀，彰显着在荆棘途中开拓新路的改革气魄。这一切，总让我陷入深思，也让我忍不住要将他们的形象与精神并置，去探寻那跨越时空的精神密码。
1896年8月17日，邓子恢生于龙岩东肖，那是一个土地沉默、农民佝偻的年代。他曾东渡日本求学，却因贫病折返，最终在乡村小学的讲台与杂货店的柜台后，触摸到了中国最真实而粗粝的脉搏——农民的脉搏。这种触摸，从此成为他生命的底色与信仰的源头。他领导后田农民打响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第一枪，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从闽西特委书记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再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无论职务如何变迁，他始终保持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公仆本色。他把群众当亲人、把群众当老师的情怀，让他赢得了“农民知己”的崇高赞誉。
新中国成立后，邓子恢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协助领导全国农业农村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狂飙突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面对各地不断加码的高指标和急躁冒进的情绪，邓子恢保持了难得的清醒。他实事求是地提出，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坚定不移地实行自愿互利、稳步前进的发展方针。当最高领导人主张将合作社数量翻一番时，邓子恢却坚持原计划不动，主张翻半番。为此，他被批评为“小脚女人”，甚至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严厉批判。
历史的悲剧往往在于，真理在最初被提出时，常常被视为异端。1961年，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严重后果，邓子恢在深入农村调查后，再次挺身而出。他痛心疾首地指出，农业生产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不懂得农民是农村生产资料的主人和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他力主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并大胆支持和倡导“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提出“包产到户”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1962年，邓子恢的主张被当作“修正主义纲领”再次受到严厉批判，然而，邓子恢屈服了吗？没有。他宁肯丢官罢职，宁肯承受政治上的屈辱，也绝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绝不背叛他深爱的亿万农民。
邓子恢的“右倾”，在当时是政治错误，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却是对真理的执着坚守。他用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中国农村改革保留了一颗珍贵的火种。1981年，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指出“他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邓子恢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包产到户在神州大地全面开花的那一天，但他作为“倡导农村改革的先驱”，其思想的光芒早已穿透了历史的迷雾，照亮了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当邓子恢在北方为中国土地的命运孤身跋涉时，1918年11月18日出生于福建连城朋口的项南正在南方的风雨中成长。他比邓老小22岁，却仿佛循着某种精神的谱系，走上了一条同样贴着大地、直面人心的路。
1980年，62岁的项南受命主政福建。当时的福建，因为长期处于海防前线，国家投资极少，基础设施落后，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靠后。面对这样一个“底子薄、基础差”的烂摊子，项南没有退缩，而是以“舍我其谁”的担当和“敢为人先”的魄力，大刀阔斧地开启了破冰之旅。
项南深知，要搞活经济，必须先解放思想、打破体制的枷锁。1984年3月，福建55位厂长经理联名写信，呼吁“给企业松绑放权”。在那个计划经济体制依然根深蒂固的年代，这封信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项南不仅没有打压，反而拍案叫好。他亲自为这封信撰写导语，并在《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这一举动，犹如平地惊雷，迅速在全国引发了连锁反应，成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项南用他的政治智慧和勇气，让“包”字进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在对外开放方面，项南更是展现出了超凡的战略眼光。他提出大念“山海经”，向山要财富，向海要发展。为了改善投资环境，他力主修建厦门机场。当时，军方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厦门离金门太近，在对方火炮射程之内，不安全。项南听后反问：“台湾方面在金门建机场都不怕被我们击落，有着解放军做靠山的我们怎么倒怕起他们来了？”他甚至当场拍胸脯：“出了任何事，我情愿接受党纪国法的一切处分！”
在国家拿不出资金的情况下，项南又以“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向科威特低息贷款2200万美元。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厦门机场就建成通航。为了彰显对外开放的决心，他力排众议，将机场命名为“厦门国际机场”。这种“杀出一条血路”的闯劲，不仅打通了福建走向世界的空中通道，更向海外传递了中国坚定不移搞改革开放的强烈信号。
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厦门特区，项南抓住时机，大胆建议将特区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邓小平欣然同意，并挥毫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项南的这些超前谋划，为福建后来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是观念的激烈碰撞，是需要有人去“蹚地雷阵”的。项南，就是那个在福建大地上“蹚地雷阵”的人。1985年，震惊全国的“晋江假药案”爆发。面对中央的严厉问责和全国的舆论压力，项南面临着极其艰难的抉择。按照当时的政治风向，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搞“一刀切”，把晋江的乡镇企业全部关停，以此表明省委的坚决态度。这样，他个人的乌纱帽或许就能保住。
但是，项南没有这么做。他深知，乡镇企业虽然存在野蛮生长的问题，但它们是福建经济的火种，是老百姓摆脱贫困的希望。他提出了著名的“捉虫护花”论：“花上有虫子，你得捉虫，但不能因为有虫子，就把花连根拔了。”他下令严查假药案，逮捕涉案人员，但同时画出红线：坚决保护那些正当经营的乡镇企业。为了保住这朵带刺的“花”，项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因“监管缺失”受到牵连，最终黯然退场。在1986年离任前的省委扩大会议上，他决绝地说出了一句话：“从此，我和福建一刀两断。”这句话听起来何等无情，但细细品味，却饱含着何等的大智慧！他太了解官场生态了。如果他离任后还表现出对福建的留恋，新班子在处理遗留问题时就会束手束脚，甚至可能为了避嫌而加倍清算晋江的乡镇企业。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冷血的“坏人”，主动切断一切联系，只为了让这片土地少受点折腾，让那些刚刚萌芽的民营企业能在夹缝中获得喘息的机会。
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正是因为项南当年顶住压力留下的“火种”，晋江的制鞋业、服装业才没有在寒冬中冻死，最终孕育出了安踏、特步、鸿星尔克等一系列民族品牌，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晋江经验”。项南用个人的政治前途，换取了福建民营经济的生生不息。这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牺牲精神，难道不正是改革者最悲壮、最动人的底色吗？
历史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会让相似的精神在时光长廊中悄然交汇。晚年的项南，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依然奔走在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上，仿佛延续着邓子恢未竟的足迹。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倾注心血主持审定《邓子恢传》和《回忆邓子恢》等文稿。1997年11月10日，项南逝世的当天，留下的“绝笔”正是为知名作家钟兆云所著《农民知己邓子恢》一书作的序言。当项南读到邓老为了农民的利益，不惜触怒上层，坚持“包产到户”而屡遭批判时，他的内心会掀起怎样的波澜？他是否想起了自己当年为了保护乡镇企业，在“晋江假药案”中独自承受的委屈与不解？
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鸣。他们都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邓子恢从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出发，项南从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省情出发，他们都深知，任何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最终受苦的都是老百姓。他们都具有“敢于担当”的硬骨头精神。在政治风浪面前，他们没有选择明哲保身，而是选择了挺身而出，做真理的殉道者。他们都怀有深厚的“公仆情怀”。邓子恢是农民的知己，项南是百姓的贴心人。项南一生清正廉洁，从不收受礼品，也从不搞特殊化，他最喜爱的诗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不仅是他个人的写照，也是对邓子恢等老一辈革命家精神的完美传承。
邓子恢和项南都从闽西的红土地走来，骨子里都带着闽西子弟的硬气与坚韧。邓子恢的硬，是对土地原则的忠诚守护，是“农民不富，中国不富”的执着信念；项南的硬，则是对福建机遇的勇敢开拓，是“杀出一条血路”的闯将魄力。一个在政治的风暴眼中坚守底线，一个在改革的激流险滩上奋勇开路。他们那不加修饰的光洁头顶，在各自时代的聚光灯下，宛如两盏不灭的明灯——一盏照亮土地的苦难与尊严，一盏点亮八闽山海的辽阔与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曾以“长者风范，公仆榜样”赞誉项南，这八个字，同样是对邓子恢一生的精准概括。他们用毕生实践诠释了“公仆”的真谛——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而是俯身贴地的行走者；不是发号施令的权威，而是倾听百姓心声的耳朵。今天，当改革步入深水区与攻坚期，我们是否依然需要邓子恢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求真执着？是否还能葆有项南那种“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担当胆魄？每当看到某些官员精心打理的发型，我总会想起那两颗朴素但充满智慧的光亮头顶。他们不需要发胶与吹风机的塑造，他们的“造型”是岁月的风霜、是人民的期盼、是土地与海洋共同吻过的印记。那光，是褪尽一切虚饰后的坦荡；那山，是历经沧桑巨变后的沉默。
邓子恢和项南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精神并未远去。它化作了闽西大地的青山绿水，化作了福建人民“爱拼才会赢”的文化基因，化作了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最动人的一抹亮色。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股清气，穿越了历史的烟云，涤荡着我们的灵魂。它提醒着后来的从政者，什么是真正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它激励着每一个奋斗者，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要坚守内心的良知与真理。
（作者单位：古田会议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