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志星
每每读到“一束光”“一道光”“一盏灯”等字样，那曾经过年时“守岁”的烛光和烛光中的年景，便会浮现脑海，久久萦绕。
亮堂堂、光耀耀、明晃晃，灯火闪烁、烛光跳跃，这光影除了映照出国泰民安、万家团圆的盛景，更寄寓着几千年流淌不断的深刻文化内涵——避邪趋利，祈祷来年光景平安顺遂、瑞气盈门，其中仪式感十足的，当属“守岁”习俗。记忆深处，我便是点烛“照岁”的千万个少年郎之一。
其实，我对小小的烛光是怀有特别情愫的。20世纪90年代，我在离家十几公里远的中学住校读书，常常从牙缝中挤出一点生活费，从学校小卖部买几根约二寸长的白蜡烛。晚自习教室关灯后，或继续留在教室，与同学嬉戏调节一天的紧张学习；或闻着烛香，伴着青春的荷尔蒙发呆，想着课业，也想着心仪的她；当然，更多的时间是惜时如金，秉烛夜读，奋笔疾书。那时，一烛之光如豆，却是我走出大山的希望之光。
求学路上，烛光相伴，引我徜徉知识的海洋，助我金榜题名、成功上岸。而小时候的年景，更是藏在烛光里的美好芳华。
自古以来，人们把春节称作“元日”“新岁”，以“守岁”迎接时间更迭、岁月轮回。当新年的钟声在宫墙内外回荡，当冲天爆竹在广袤的神州大地炸响，当烛光在千万间竹篱茅舍点燃，烛影摇红，梅香浮动，硝烟氤氲，年的底色愈发明亮光鲜。
腊月的脚步越来越近，扛仙坝（老家的墟场）的年货日渐繁多，走家串户的货郎不时现身东家西家，一拨未走，一拨又来。终于，卖香火炮仗的小贩也来了。那时，炮仗可是稀缺货，唯有年节才会现身，是孩童们营造欢乐的最爱、最酷的玩具之一。小时候的我也不例外，对炮仗情有独钟，爱不释手。抵挡不住诱惑，大年三十熬到“开大门”，我便迫不及待地溜出家门，循着鞭炮声而去，借着硝烟的火光捡拾“哑炮”。只要串上两三户人家，便能满载而归，这可是能带来一春的快乐、值得整个春节炫耀的战利品。有一次，未等炮仗完全熄火，我便猛扑上去，两只炮仗在手心瞬间爆炸，阵阵钻心的灼痛袭遍全身，锥心刺骨。领教了炮仗的爆炸威力，我才彻底断了捡炮仗、玩鞭炮的念头。
年关将至，农人们忙得脚不沾地，香烛炮货郎过门，自然不会错过。此时，父亲或母亲会挑选几把土香、若干捆红烛、几刀草纸和几串鞭炮，拿回家置于壁橱或谷柜，供除夕“照岁”和整个春节祭祀之用。那红烛只有成年人的小指粗、食指长，10支一把，用半截油纸袋装着，恰似现今西餐厅里香喷喷的薯条。
孩提时代，农村不通电，只有油灯的夜晚漆黑一片，人们只得早早入睡。这小小的红烛，便成了春节里的光明使者、希望明灯和喜乐图腾。
冬至过后，裁缝师傅挑着缝纫机挨家挨户上门缝制新衣裳。掌灯之后，东家会毫不吝啬地点上几根红烛，摆置四周，将厅堂照得锃亮，方便裁缝师傅加班赶工——否则，下一家的催促便会接踵而至。几天后，裁缝师傅被下家接走，缝补的活儿便由母亲接手。临近除夕的几个夜晚，那盏中间凸起圆肚、两端呈圆柱形的玻璃灯罩油灯，因长年烟熏火燎，光线实在晦暗。这时，母亲会点亮一根红烛，在油灯与烛光的“双闪”之下，为我们缝纽扣、钉裤脚。烛光摇曳，影影绰绰，母亲飞针走线，不时用针头梳理额前发际的剪影，深深烙印在我们幼小的心底，永不磨灭。至今，每当听到《烛光里的妈妈》这首歌，想起归于九泉之下的母亲，我便心头揪紧，热泪盈眶。
除夕“照岁”，小小红烛登上了春节的大舞台。吃过年夜饭，夜幕四合，父亲便指派我们兄弟俩去点烛。我们怀揣一盒火柴，攥上一捆红烛，挨个房间点过去——卧室、厨房、餐厅、碓房、牛圈、鸡舍、老屋......一个都不能落下。每到一处，我们都无比虔诚，将点烛视作告别黑暗、迎接光明、除旧布新的神圣仪式。
抚今追昔，记忆里的烛光，早已被时代的浪潮淹没，也早已被璀璨夺目、绚烂多姿的霓虹取代。但那微弱、单调且隐患重重的烛光，却抚慰了无数平凡人的心，温暖了无数普通人的家。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烛光里成长，在烛光的诗意里耕耘。
“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除夕夜色里的每一根红烛，都像一朵朵盛开的花，把夜色点燃得温柔而热烈。那烛光里的年景，愈发妩媚动人，充满瑞气，饱含希望——乘上新时代的高铁，与光同行，和光同尘，在烛光的余温照耀下，我们的生活必将越来越好，年景必将越来越顺，日子必将越来越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