汀州曹氏祖先出闽入川图 曹念 画
重庆市江津区支坪社区马家洋房
■钟德彪 文/图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唐）李商隐《夜雨寄北》，代题记
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是由朝廷组织的移民大潮。除“湖广”地区的人口源源不断迁入四川外，无以计数的以客家民系为主体的闽西人也投身这一浩荡的移民风潮。
川渝大地被誉为“巴山蜀水”，自古以来文化交融，密不可分。据《四川客家志》统计，川渝客家人在300万左右，客家后裔在2000万以上。
2025年11月30日至12月7日，带着对闽西客家祖地外迁川渝的客家后裔的深情关切，龙岩市政协、闽西客家联谊会组织专家学者一行，经重庆荣昌、江津，沿沱江两岸四川自贡、内江，再赴绵阳、德阳、成都等客家聚落，开展田野调查，获取口碑实录，旨在调研从闽西播迁出去的移民及其后裔的发展情况，增进“闽西客家祖地”共识，促进闽西和川渝地区互动，共同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到四川创业去,何惧风雨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客家是中国历史上移民的产物。
以汀州为中心的闽西大地是客家文化生成的沃土。宋元之际，由于人口膨胀，耕地有限，越来越多的闽西客家人向粤东、赣南迁移。
客家移民一直在路上。及至明末清初，特别是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闽西地区人口峰值持续刷新，人口激增与土地供给的矛盾更加尖锐，闽西客家人便开始了向更远的地域迁移，浙西南、湘赣边、潮汕揭、广西乃至渡台湾、下南洋。闽西被誉为“客家祖地”。
“到四川去，安家落户！”
四川本是天府之国。然而自明末天启元年（1621）以来，土司叛乱、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三藩叛乱”，兵连祸结前后60年，田园荒芜，饿殍遍地，以至于广袤大地有可耕之田，无可耕之民。“招流垦荒”成为解决四川发展问题的唯一办法。
清顺治十三年（1656）四川巡抚高明瞻、康熙七年（1668）四川巡抚张德地、康熙十年（1671）川湖总督蔡毓荣，先后上疏朝廷“招募流民入川开垦”，得到恩准。康熙三十三年（1694）朝廷再颁招募令，诏告天下“凡有开垦百姓，任从通往。俟开垦六年外候旨起科。凡在彼官员，招抚有功，另行嘉奖”。
从此，移民潮热浪滚滚，席卷闽西大地。
掐指算来，闽西龙岩至成都约5700里。靠一双铁脚板，徒步前往。“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捡柴做饭。遇有乡贯，便寄住。”风吹日晒雨淋，晓行夜宿，忍饥挨饿，虎啸猿啼，四川那么远，何时才是尽头！
闽西客家人进入四川，主要有三条路线：水路经赣江出鄱阳湖入长江，溯江而至夔门入川；陆路经江西，取道湖南、湖北（麻城）入川，或经湖南、贵州入川。路途少则2个月，多则三四个月，甚至半年。
重庆是四川的门户，长江、嘉陵江在此交汇。移民进入大四川境后，便从重庆起岸，或沿沱江北上，一路插旗占地，开垦种植，肇基立业，以至如今川渝大地的客家人呈“大分散、小聚居”居住格局——以成都平原核心区和沱江、岷江、长江、嘉陵江（与川东北）、金沙江中下游流域为中心的六大分布区，形成成都东山、川北仪陇、川中荣昌隆昌、沿沱江流域、西昌等五个客家方言岛。
自古以来，自贡、内江是重庆通向成都的重要驿站，是客家移民落脚的首选。
资阳、绵阳、德阳、成都，是客家移民拓展立业的纵深。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考察组每到一地，当地客家乡亲都如数家珍，讲述上祖迁川的经历——
在重庆，企业家黄九洲说，他的祖籍在福建上杭紫金山，后迁至广东乳源，再迁仪陇县。
内江市威远县曹氏宗亲打开族谱，称“清雍正三年（1725），世居汀州府长汀县宣成里十五都大坑头（今羊牯乡官坑村）的曹德连夫妇，手挈肩负三个幼子（13岁、10岁、3岁），一路向西，跋山涉水，历经63天，到达威远，后裔一支定居于今威远县镇西镇川主村笋子林”。
内江市文史研究者魏昭勇先生翻开新版的《魏氏族谱》，称他的先祖从上杭大洋坝迁龙岩大池，“康熙五十四年（1715）成美公（字翘新）携弱弟成智公（字宏猷）由闽来川，遍游温（江）、（新）繁、什邡诸邑，见夫田肥美、民殷富，而心志不觉大悦。至汉安（内江古称）又见名坊三百有奇，而心志尤觉怦怦有动，遂不惮艰险仍与弟回闽，携家于五十五年（1716）来川，自始叔侄六房人迁川”。如今入川魏氏已发展到11代。
内江市资中县的蓝中成先生说，他牢记父亲“寻根”之托，20多年来苦苦寻觅，终于查明自己原是闽西武平大禾蓝氏念四郎的后裔。
在绵阳市三台县石安镇得胜村蓝家大院，蓝氏宗亲告知前些年得一轴“祖婆图”示，自此便知他们的祖籍地在广东五华县华城镇，是闽西武平大禾念七郎后裔。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先祖叔伯侄5人徒步入川，不想途中遇灾走散2人，剩下3人来到三台县开基。
同是三台县的胡正川先生，称他的入川始祖胡廷亮，于雍正四年（1726）由汀州永定下洋霞村迁川，胡廷亮次子胡翠仁是乾隆十八年（1753）四川解元，也是迁川客家人唯一的解元。
在德阳市中江县凯江镇吴家祠，吴氏族人称先祖迁自今龙岩市新罗区小池镇何家陂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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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研究得出结论：“清前期福建有20万移民迁川，其中绝大部分来自闽西地区（含汀州府和龙岩直隶州辖地），绝大部分是客家人”。
开垦田园立业，耕耘收获
闽西客家人入川，首先是垦复荒地、开辟梯田。
先期进入，可以随意插占土地。稍后进入的，只得佃地垦殖。然而，来自东南山地的客家人，对于耕作之事早已得心应手，春播夏管，秋收冬藏。
于是，大片荒芜的耕地得以恢复。史载：以重庆为例，康熙十年（1671）仅有耕地12.4万亩，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已达584.39万亩。雍正六年（1728）清丈量土地达1259.76万亩，此后长期保持耕地面积在1100—1200万亩之间。
四川多旱地，为保持土地墒情，入川客家人修塘筑堰，兴修水利。冬季储水，春季灌溉，又是一年好收成。
入川客家人精耕细作，“犁得深，耙得烂，一碗泥巴一碗粮，要想庄稼好，三耙四耙不可少”。
入川客家人引种稻作良种。水稻面积大大增加，粮食丰产，大米是酿酒的重要原料。四川“米派”，即为客家米酒,如今冠以现代品牌,市场青睐。引种的玉米、红薯、土豆，丰富了食粮种类。玉米不但是充饥的食物，也成酿酒原料，以至在四川催生了多款以玉米为发酵原料的良酒。久负盛名的五粮液、绵竹大曲、泸州大曲、全兴大曲，其酿造工艺都蕴含客家人的智慧。
沃壤阡陌如绣，山区梯田如麟。经年积岁，代代耕种，但见沉寂的四川盆地焕发生机。“年有结余，岁入田谷百亩、千亩者触目皆是”。外省灾荒缺粮时，清廷屡次令调巴蜀大米往灾区。
入川客家人还引种苎麻、烟草、甘蔗等经济作物，衍生手工业发展，那是一个再造四川的激情岁月。
苎麻是织造夏布的原料。位于巴蜀古驿道必经之地的重庆市荣昌区，便是生产夏布的重镇。“清初，入川移民带来了种麻（苎麻）织布技术。至康熙后期，荣昌夏布形成商品生产。道光时期经由山西客商贩运，远销省外。”光绪《荣昌县志》载：“县内各乡遍地种麻，妇女勤绩成布。山陕直隶客商，每岁必来荣采买，远至京都发卖。”民国时期，荣昌全县拥有夏布织布机5000多台，全年产销70万匹。
夏布产业的崛起，与闽西客家自古传来的种植蓝靛的老手艺及由此驱动的印染业密不可分。经印染的夏布，色泽透亮，美观大方。
烟草是客家移民引进的经济作物。《四川客家》介绍：四川“种烟人、从事烟草加工的人，大多是闽广移民。入蜀的闽粤客家人把种烟、制烟新技术带入四川”。现居成都简阳市东溪镇（射洪坝街道）的傅氏宗亲，其上祖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从福建上杭蛟洋迁来，如今已传至第八代，繁衍3800多人。据傅氏宗长傅英弼介绍，傅氏宗亲迁来成都便是靠种烟、制烟致富。走进简阳市石桥镇，但见当年的船运码头遗址犹存，石拱桥车辙深深，这里有一条“福建街”，足见当地福建移民发展之强盛。
种烟致富，拓展家业。据史籍记载，“成都傅氏，迁川始祖于雍正元年（1723）落脚金堂县赵家渡，初佃田力农，后种烟草。赚了钱，又去成都附近买地，全种烟草。所种烟草收获甚多，于是雇请10余工人帮着加工成烟丝，在成都开了烟丝行的商号。这是四川历史上第一家烟丝作坊和出售烟丝的烟丝行”。
甘蔗及制糖业也由闽西客家人从福建引入。开一代新风的便是祖籍长汀县贴长乡（今属上杭县古田镇）兴隆村人曾达一。据内江市《梁家坝曾氏家族简述》记述：曾达一公，分别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五十五年（1716）、雍正四年（1726）三次徒步往返于闽蜀之间，首次入川考察发现这里适合种植家乡的甘蔗，二次入川便从家乡带来甘蔗新品种在内江广泛种植，以后又推广到沱江流域及其他州县，再引进制糖技术，开设糖坊，从此成就内江“甜城”美名。
走进龙门镇梁家坝，沱江两岸一马平川。据曾氏宗亲曾伦介绍，达一公与两个伯父一起入川，共三大房，如今已发脉1万多人，分别在内江、威远及贵州等地。曾达一墓碑镌刻《达一祖碑序》，考察组成员感念于曾达一“一个人、一个产业、一座城”的卓越功勋，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越来越多的闽西客家人迁入四川。在土地开发基本饱和的境况下，要获得土地只有改变固有的租佃关系，土地通过买卖大部分转到了移民手中。从福建上杭胜运里庐丰村迁入四川内江隆昌县(市)石燕镇大竹村（老君坝）的蓝氏宗亲——入川始祖蓝仲荣于清康熙六十年（1721）、致仕后年届58岁“携金千金统率子孙进入四川，遍寻吉地，最后相中隆昌县南乡三里老君坝，用金三百有余买下李姓千亩良田之业，后又买下山川三龙桥范姓产业设立祠堂”，从此安居乐业。考察组到访当日，得知闽西老家来人，蓝氏宗亲蓝长光先生特地从重庆住地赶回老君坝，热情介绍：“公育有三子：竹青、复青、玉清，也就是后来的三大房。如今蓝氏后裔达数千人。”在村头，有一座建于清道光三十年（1840）、为旌表蓝仲荣乐善好施捐款建桥的功德碑，碑刻一笔笔捐款数额。碑铭耸立，感念于蓝氏一族的嘉德懿行，让人心绪难平。
勤劳稼穑，睦邻友好，培善根，种福田，才能在移民社会立稳脚跟。
据介绍，川渝大地的许多农副产品都与闽西客家人有关。川菜作为中华八大菜系之首，其味、香、色、形均得到世人的肯定。这些均归结其使用的佐料，而这些佐料的“魂魄”——郫县豆瓣即产自成都市郫都区安德镇。据四川郫县豆瓣博物馆介绍，郫县豆瓣由清康熙年间福建永定入川陈氏首创。《四川客家志》介绍：清乾隆末年，福建龙岩白土龙聚坊（今东肖镇龙泉村）人陈逸仙（其族迁自永定培丰）迁入郫县。他用蚕豆拌入辣椒和少量食盐制作豆瓣。嘉庆八年（1803）在郫县开设“顺天号酱园”，研制、生产和销售“辣子豆瓣”。清咸丰三年（1853），陈氏后人陈守信创立“益丰和酱园”，专门生产郫县豆瓣，从此声名大振。
此外，南充的红薯干与连城地瓜干也是一脉相承。
团结互助奋斗，守望乡谊
移民“填四川”是一个动态过程，主要集中在康雍乾时段，前后200年。
客家人素来吃苦耐劳，明末以降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兴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动摇。随着手工业的兴起，从事商品流通的从业人员也开始抱团发展，由此结成以地缘、业缘为纽带的商帮（会）。
依附农副产品发展起来的手工业早已风生水起。迁入四川的移民又投身井盐开掘及其成品运输和一系列配套产业发展。
兵荒马乱，盐场荒废，灶户逃亡，井眼堙塞。以著名产盐地自贡为例，自流井原有盐井300眼，而仅存20眼。移民填川，盐业重振，初来乍到的客家移民，有多少人参与其中，成为井工、灶工，典籍多有记载。“福建移民内江林氏第五代，长于经济之学，‘常凿井煮盐，以致殷富’。”虽片言只语，个中却饱含凿井煮盐的辛酸。
内江市资中县罗泉镇，有一座建于清同治七年（1868）的盐神庙，这是全国唯一祭祀盐神管仲的庙宇。庙里仍存古盐井遗址。据《盐法志》：“资州罗泉井，古厂也，创于秦，沿两汉而晋而唐而宋而元明。”碑记“此处是天下最早开采盐的地方，称‘天下第一井’”。罗泉镇因盐而兴，至清同治年间，盐井数达1200余眼，盐区面积209平方公里。洙溪河穿镇而过，沿岸人烟稠密，井灶相连，历代盛产井盐。从这里起步的盐茶古道，把一篓篓食盐运向四面八方。清代设资州分州署，管理盐政，商业呈一时之盛。
食盐接驳外运，参与者众，只有建立商帮，分工协作，方能达成。
著名歌手刀郎，原名罗林，祖籍广东省嘉应州长乐县潭下屯（今梅州市五华县潭下镇大玉下罗村）。据考证，其十六世祖罗日辉在清乾隆年间迁入资中县铁佛镇、罗泉镇一带定居。罗氏一族，正是从福建上杭迁往嘉应州的。
重庆是移民进入巴蜀后定居、繁衍、创业的重镇，也是再向川渝全境扩散或“二次移民”的中转站。
康乾年间，商业移民大量涌入重庆，办厂开店，以至重庆有“万家烟聚，坊厢廛市，傍壑凌崖，吴、楚、闽、粤、滇、黔、秦、豫之贸迁来者，集如蚁”的兴旺景象。这些外省商人依托重庆据点，既要把外省的商品运进四川销售，又要把四川的“土货”运出四川。这就催生了集商帮（会）谈论商事、庆典聚会、汇集信息、调解纠纷等功能为一体的各种会馆的建立。
重庆渝中区文旅发展集团湖广会馆顾问张德安介绍，重庆客家主要集中在荣昌、江津。早在明万历年间（1572—1620），重庆就建有汀州会馆。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傅裕博士介绍，她的祖籍在福建上杭。重庆福建会馆即为汀州会馆，亦即天后宫，供奉妈祖，规模很大，是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以前由闽西郑、刘二姓的移民牵头兴建的。“福建会馆在朝天门一带，有门牌号10个以上，有很大的产业。抗战时期福建会馆发挥侨联作用，是供华侨临时住宿之地。可惜于1949年9月2日毁于一场大火”。
据《重庆会馆志》介绍，重庆有各省大小会馆300多座。在重庆市江津区支坪镇，有福建会馆“天上宫”，江西会馆“万寿宫”，广东会馆“南华宫”，三个会馆呈品字型布局。而四川全省的108个县共发现1400个会馆，其中清代福建客家人建立的移民会馆就有116座。
参观江津区支坪镇真武场（社区）天上宫。这是福建客家移民于清光绪二年（1877）修建的祭祀妈祖的会馆。高耸的山门镌刻由迁自福建武平县的移民后裔、被誉为中国“联圣”的钟云舫题撰的楹联——“崇封溯宋元以始，钟灵在闽蜀之间”。
穿过青石板巷道，便是一处高大宏伟的地标建筑，这就是位于綦江岸边的“马家洋房”。这是当地客家大族马氏的荣耀象征。据史料，马氏先祖于清嘉庆初年由福建汀州“填川入蜀”，到重庆府江津县真武场龙门槽“插笘为业”。马氏一家发奋图强，勤于垦殖，很快成为当地大姓和望族。到马冀南这代，所经营的冶陶业（碗厂）、炭业（?炭厂）遥居江津首位，成为当地首富。其子马季良三兄弟，创业守成，增设盐锅制造业。所铸盐锅——“万全恒”老字号主供自流井，同时兼做食盐贩运，从此富甲一方。据坊间传说，1920年马季良从武汉洋人领事馆拿回图纸在真武场建造包括洋房、仓库在内的庄园，历时三年完工。
江津区文化馆群文研究馆员邓正益介绍，单江津区就有57个客家会馆，其中13个为福建会馆，有16个姓氏从福建迁来。
走进荣昌区万灵古镇，沿濑溪河上溯，穿过大荣桥、烟雨巷，便是依山而建的明清古街——幢幢古建筑鳞次栉比、商号林立。徜徉街巷，湖广会馆、赵氏宗祠等，正是移民入川在这里集散的生动注脚。
川渝那么大，创业立业竞风流。
会馆那么多，漂泊千万里，浓浓的乡愁在此安顿。
客家文化立基，不忘来处
祖德振千秋大业，宗功启百代文明。
移民世界，风云际会，各种文化交相辉映。
然而，客家文化博大精深，客家人守护文化的信念是那么执着。在客家人聚居的村落、社区、会馆，都通行祖辈传来的“阿娓话”。修族谱、建祠堂、修祖坟，一旦安定下来，便付诸行动。祖先崇拜，把列祖列宗的创业事迹和祖坟方位写入族谱，代代传承。
不论回家的路多远，不论离开祖地的时间多长，总要回到老家，为祖宗献上心香一瓣，告慰先祖，启裕后昆。
内江兴隆公祠《魏氏族谱》载：“（六十六世祖讳景富）龙岩大池铁史墩创造乾山巽向居住，杨氏孺人殁葬溪西竹山坑木星上一节穴，坐南向北。（景）富公坟墓于乾隆二十四年川孙回家祭扫，八月初一日重修，改午山子向丙子丙午分金，竖有碑记。”祭祖、修坟，情切切。
内江市梁家坝入川始祖曾达一，第三次往返闽蜀之间，就是鉴于老家祖坟无人打理的窘状，于是把祖宗的骨骸一起迁到四川。
在绵阳市三台县潼川镇柳林坝村陈家祠、西平镇闽西籍陈家祠，陈氏宗亲打开同治四年（1865）修编的《陈氏族谱》，称他们的祖先“辉胤公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从龙岩州漳平县永福里兰田乡携弟陈时安入蜀。辉胤公途中病故，陈时安三徙择居，至三台县柳林坝以佃耕为业发家”。迁川20年后，陈时安携在川出生的幼子兆泗，踏上返乡“省墓”之路。回程时，又将父母、兄嫂的骸骨，亲自肩挑背负，葬至四川。如今传后裔2000多人。
诗礼继世，耕读传家。建私塾、办义学，设公尝田，送子弟入学堂，崇文重教之风代代相传。忠诚朴实、勇敢担当，为理想而奋斗，矢志不渝，成为客家人的内在特质。
共和国元帅朱德祖籍福建上杭，一代文豪郭沫若祖籍福建宁化，他们都是历史上移民四川的客家后裔。
还有更多入川的客家子弟心系苍生，担当大任。
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1878—1966），自贡市荣县人。祖籍福建连城、长汀。据《吴氏福建入川（荣县）族续谱》记载：“吴玉章上祖吴应丙、吴应亮兄弟，于康熙六十年（1721）从长汀成下里八都（今红山乡坪坑村）入川，定居于沱江下游的嘉定府荣县。乾隆二十年（1755），吴应丙、吴应亮兄弟分别携带长子、次子一行四人，回到长汀坪坑老家‘捡葬父母、祖考妣墓’。吴玉章是吴应亮在川下传的第五代孙。”
走进荣县双石镇蔡家堰村吴玉章故居和纪念馆，吴玉章“一辈子做好事、两党元勋、三朝元老、‘四大家’（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延安五老’之一”的光辉人生跃然眼前。
变法维新志士刘光第（1861—1898），自贡市富顺县人。祖籍福建武平。据《刘氏族谱》载：“刘氏上祖刘用琳于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从福建武平湘坑湖迁入。”刘光第是入川开基第六代裔孙。光绪九年（1883）中进士。光绪二十一年（1895），对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义愤填膺，告假回武平祖籍地祭祖扫墓。在武平省亲期间，留下诸多诗文。
考察组参观富顺县赵化镇刘光第故居、诗文馆，走进县城五府山烈士陵园瞻仰刘光第先生墓冢，向变法图强、怒向刀丛、彰显侠义之风的刘光第先生深深地鞠躬。
与刘光第先祖同一时期从闽西迁往四川富顺县赵化镇的，还有著名理论家、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的先祖。2002年以来，郑必坚先后3次返回闽西，开启了文化寻根之旅，并亲任由他倡导成立的“客家论坛组织·客家文化研究会”总顾问以及《环球客家》杂志总顾问。
王乃徵（1861—1936），德阳市中江县人。祖籍福建武平。据《四川潼川府中江县中村永福里白庙沟王氏世谱》载：“（王乃徵上祖）子享公于康熙六十年（1721）携家入蜀。”王乃徵于光绪十六年（1890）中进士；曾任湖北、河南、贵州布政使、署理湖广总督，也是近代著名诗人。
在中江县东北镇百梨村，王乃徵后人王彬、研究者吕兴飞向考察组介绍，王氏后裔特地把密不示人的迁川祖宗画像、王乃徵收藏的珍贵字画，“请”出来挂在祠堂，以表达对先贤的崇敬之情。
“联圣”钟云舫，重庆江津区高牙人。据史料记载：钟云舫的上祖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从武平县“填川入蜀”至江津县，他是入蜀第七代。
考察组走进鼎山街道钟云舫故居，“振振堂”匾额格外醒目。一种振作精神、振兴家业的强烈使命感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川渝客家名人辈出。据《四川客家志》载，闽西籍迁川后裔在清代共中18名进士。当代巴蜀“鬼才”魏明伦，其上祖迁自龙岩大池。出生于成都市郫都区安德镇的著名歌唱家廖昌永，其自称“祖籍福建上杭”。
他们都是入川闽西客家人的骄傲。
移民四川的客家人，总把客家地区的民间信仰一同带入。内江市资中县重龙镇罗汉洞村的武圣殿，奉祀关公，便是客家同风的见证。
两地宗亲相约，再启新程
“朴树千枝根共本，汀江万派水同源。”
每到一地，考察组都感受到血浓于水的客家亲情。召开各种座谈会，请当地政协领导、文史专家和宗族宗长介绍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历史上闽西客家移民四川的来龙去脉、奇闻轶事，共同分享客家研究成果。
在成都客家学专家学者座谈会上，四川省客家研究中心主任陈世松先生说，他的祖籍在漳平永福。客家研究中心践行“学问深入民间，成果服务社会”的理念，致力客家研究成果转化。闽西是客家祖地，闽蜀两地客家研究的合作空间大，互补性强，这样的交流机会只会越来越多，越有成效。
四川客家海外联谊会会长林先富说，四川将继龙岩之后办好第四届“五洲客家音”文化交流活动，希望两地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
重庆市龙岩商会会长张家伟、成都龙岩商会会长池金书说，龙岩市政协组织的考察活动为闽西和重庆、四川两地文化交流、经贸合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发挥闽西与川渝两地的客家情缘优势，为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特地从四川宜宾赶来内江联谊的陈大刚律师，祖籍上杭湖洋通桥村，他和同宗的四川客家研究学者陈伟平、四川客研中心学者苏东来，为考察活动提供许多学术、联络等帮助。
龙岩市政协副主席、闽西客家联谊会会长刘友洪指出，“湖广填四川”，福建移民主要以我们闽西为主，不但有汀州为主的客家人，龙岩直隶州外迁的也不少。这是因为历史上闽西战乱少，是人口繁衍的温床，加上耕地有限，人口不断繁衍，不断外迁成为必然。外迁川渝的闽西人，许多与祖籍地关系密切，寻根谒祖，交往热络。我们就是要梳理这些血亲关系，亲上加亲，加强民间交流，为推动两地之间资源互补，实现互利共赢，开辟一条更加务实、高效的路径。当今便捷的交通，也为加强两地合作提供了良好条件。
川渝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福建发展也在提速！历史赐予闽西与川渝之间的文化积淀是那么厚重！进入新时代，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各方努力，两地之间交流、合作的路子一定会越走越宽广，就像300年前的祖辈一样，心怀梦想，向巴蜀进发，奋力开拓，岁月不负追梦人，再启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