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会址内景 龙媒体记者 章宸睿 摄
■吴青青
作风问题，历来是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重大政治问题。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初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新形势下重温古田会议精神，对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古田会议初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朱毛会师之后，随着红军队伍的壮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红四军党内及主要领导者之间对于红军队伍的发展、根据地建设等问题，存在着一些争论和分歧。特别是1929年5月，在德国和苏联留学多年的刘安恭被派到红四军之后，主张照搬照抄苏联红军的经验和做法，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和红军的具体情况，造成红四军内部思想更加混乱。对此，毛泽东在1929年6月14日写的《给林彪的公开信》中批判了“远方到来”的“形式主义理论”，并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1929年11月底，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之后，为了开好古田会议，他和朱德、陈毅等红四军领导深入连队进行调查研究，并召开各种调查会、座谈会、联席会，还找了一部分干部、战士谈话，详细调查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与红军官兵一起分析、研究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深入驻地周边的农村，听取农民对红军的意见和看法。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草案。
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主观主义“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并提出了纠正的办法，一是党员同志不能用主观主义去分析估量问题，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二是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因为“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是“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这些纠正办法实际上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初步探索和实践，标志着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初步形成。
古田会议初步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1928年4月，朱德、陈毅和毛泽东先后率部到达井冈山地区，两支部队胜利会师。由于当时红军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其主要成分是北伐军的雇佣兵、大量的农民以及一些敌方阵营的俘虏，因此旧军队的作风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然大量地在红军中反映出来。有很大一部分红军官兵认为红军只需单纯打仗，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群众工作可有可无。针对这些错误思想，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规定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群众纪律，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多项重要的任务”。这就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宗旨、性质和任务，也明确了红军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提出要“严格地执行三条纪律”，强调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等纪律“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应当好好地去执行”。另外，古田会议决议明确应开展对群众的宣传，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从而对群众路线进行了成功探索和实践，初步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古田会议初步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古田会议决议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八种错误思想，而在“关于单纯军事观点”“关于非组织观点”“关于个人主义”部分都强调了批评的重要性以及开展批评的方式方法，指出“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强调批评不是“攻击个人的工具”而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批评要注意政治”，更是在谈到党内教育时直接把“批评”列为党内教育的方法之一。
回看古田会议召开的背景，从红四军党内以及主要领导者之间的分歧，到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红四军主要领导者统一思想，齐心协力为古田会议的召开作准备，始终贯穿着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可以说，古田会议的召开过程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一次生动实践，表明古田会议初步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古田会议对党的作风建设作出的贡献，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深刻启示。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好地把握古田会议精神的内涵，总结运用好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深刻领会并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的作风保障。
（作者单位：古田会议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