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洪荣
午后的阳光斜斜地射下来，将我的影子压缩成脚下一团化不开的墨。我站在空旷的水泥地上，面前的这栋办公楼比印象中矮小许多，也苍老许多。墙体上灰白的涂层被岁月和雨水蚀出了道道蜿蜒的泪痕。我的目光，最终被四楼那个角落的窗口攫住——当年我为防盗而焊接的简易铁架子，依旧孤零零地竖立在那里。
风从楼宇缝隙间穿过，拂过铁架，发出极轻微的呜咽。我仿佛看见年轻的自己，正和几位同事围着这新焊好的铁架指指点点，讨论着它是否牢靠。那时，我们整个单位也就十来号人。领导的办公室就在三楼转角处，常年敞着门，谁有事，喊一嗓子便能听见。大伙儿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那时候的世界很小，小到一幢楼、一片空地，便是安身立命的桃源。
循着记忆里生了锈的楼梯向上，脚步声在空寂的楼道里激起回响，一声又一声，敲打在心跳的节拍上。四楼走廊尽头那扇熟悉的门此刻紧闭，门上贴着白纸黑字的“档案库房”。
这是我当年居住过的“套房”。二十多平方米的空间，被一道自己用刨花板隔出的墙一分为二：里间是卧室，一张床占去了大半面积；外间是书房兼会客室。那道隔断墙，曾是我最得意的“工程”。墙面贴满了我从各类报刊上细心裁剪的投稿联系方式，红蓝铅笔的线条纵横交错，勾勒出采访提纲与行程。夜深人静时，我便伏在那张老旧的书桌上，就着一盏台灯晕黄的光，写下密密麻麻的采访笔记。
生活的烟火气，却在楼下。念及职工不易，单位领导体恤民情，在办公楼右侧的空地上，用石棉瓦和木桩简易搭盖了一排厨房，四位同事一人一小间，每间不过七八平方米。可每日黄昏，这里便是整栋楼最生动、最喧腾的所在：锅铲与铁锅的碰撞声、油锅爆响的“刺啦”声此起彼伏，各家菜肴的香气交织缠绕，升腾起一片扎实而暖烘烘的人间滋味。
空地边，还有一小块被妻子开垦出的菜地。下班后，妻子常挽起袖子，拿起那把被她磨得光亮的锄头，在那一方小天地里躬身忙碌。春有青菜夏有瓜，秋有萝卜冬有茄，一年四季，她用双手变换着家里的菜谱。餐桌上那盘清炒时蔬，所承载的远不止果腹之需，更是一种与泥土悄然达成的默契与和解。
然而，工作调动的通知终究还是来了。女儿小学三年级下半年，我们收拾行囊，告别了这间居住七年的套房。离别太过仓促，生怕多停留一刻，好不容易积攒的决绝便会溃散。往后这些年，虽也偶尔回上杭，却总像个近乡情怯的游子，只敢在远处望一眼这片街区的轮廓，从未敢如此近距离地、面对面触碰这段被封存的岁月。
“我们回去看看吧。”女儿的声音将我从回忆中唤回。她已为人母，身边站着我的小孙女，眼神清澈，正好奇地打量这个妈妈故事里的“古迹”。
套房已成档案库，寂静无声地伫立在原地。另一处地标，却牵引着我们的脚步——距离套房不足二百米的上杭县标志性建筑，落成于一九九四年。扬帆起航的造型挺拔地指向天空，前方簇拥着新修的喷水池。每到夜晚彩灯亮起，水柱便随音乐翩跹，五光十色，如梦似幻。那是小城迈向“现代化”最骄傲的宣言，曾吸引无数人的目光。
而我的记忆里，关于县标，却另有一番滚烫生动的颜色。县标落成不久，我帮一位乡下亲戚拍照，偶然试了相机的延时拍摄功能。快门按下，人像清晰，背后县标与喷泉的流光溢彩也一同被定格。那晚冲洗出的照片效果出奇的好，一个大胆的念头，像喷泉的水花般冒了出来。
此后的许多个夜晚，我肩背一台佳能牌胶片相机，手提简易三脚架，在县标璀璨的灯影下，做起了临时摄影师。我耐心指导顾客摆姿势，小心调整角度，再按下快门，静待那六秒的延时。扣除胶卷和冲洗成本，一张照片能赚一块钱，一个月下来，这笔“外快”竟超过了我的工资。后来，懂这项技术的人多了，我便悄然退出。可那段在华丽县标下，用快门捕捉普通人欣悦与憧憬的夜晚，那份粗糙却直接的成就感，至今想起，掌心仍会微微发热。
“当年感觉好远，现在怎么一下子就到了？”女儿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沉思。她正站在当年我无数次取景的角度，为自己的女儿拍照。我环顾四周，是啊，当年那些七拐八绕的旧房屋，已成眼前这片一览无余的停车场。
小孙女在县标基座旁跑跑跳跳，女儿的镜头追随着她，脸上是与我当年全然不同、却在情感内核上一脉相通的温柔。
我忽然明白，我们重返故地，从不是为了寻找旧物。纵使物非人非，当年那般热烈活过、爱过、创造过的证据，从未消失。它藏在女儿回望的眼神里，藏在孙女奔跑的笑声中，更藏在我这颗被往事浸润得沉甸甸的胸膛里。光阴诚然似箭，可有些东西，终究无法被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