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庆
临近薄暮时分，空气里浮动着含着水汽的草木气息，一条不知名的溪流蜿蜒向前，水声潺潺并不响亮。在长汀县南山镇街头下车，顺着溪流边的路徐行，渐渐的，脚下的土路被一种温润的凉意包裹，一抬头，那座桥，便静静地横在眼前了。
它卧在那里，不像桥，倒像一位在中复小溪上打盹的沧桑老者。这就是当地知名的“红军桥”。桥名“接龙桥”，是一座明代的木构廊桥。岁月的风雨早已将它的朱漆剥蚀殆尽，露出木料本色的、沉郁的褐黄与灰黑。瓦顶的线条是舒缓的，有些地方的瓦垄里，竟茸茸地生出些短草，在微风里轻颤。四围极静，只有桥下永不止歇的水声，和不知藏在哪片浓荫里的子规，一声，又一声，啼得山野愈发空旷，也啼得时光的界限模糊起来。
讲解员老钟引我上桥。桥内是幽暗的，阳光从木格的窗棂斜射进来，空气里有陈年木头吸饱了水汽后特有的、微酸的芬芳，还有一种更深沉的、难以言喻的静默，压在人心里。我的目光，最终落在了那些桥柱上。
柱子是粗粝的，人的手泽、风雨的痕迹、偶尔的磕碰，在上面交织成一片混沌的斑驳。然后，我看见了那道痕。在离桥面大约一人高的地方，一道横的刻痕，深深地吃进了木头的肌理。它并非匠人规整的雕凿，边缘带着些毛刺，深浅也不完全一律，却有一种斩钉截铁的决绝。光线恰好掠过那里，使得那道阴影的凹槽异常清晰。我下意识地走近，伸出手，指尖在即将触碰到那痕迹时，又停住了。我比了比，那道痕，约莫齐到我的肩膀。
“就是这里了。”老钟的声音在幽暗里响起，带着山谷般的回响，“一点五米。当年，就量到这里。”
一点五米。我脑海里倏地闪过一杆老式步枪的模样，枪身加上雪亮的刺刀，竖起来，大概也就是这个高度吧。我的指尖终于轻轻触到了那道凹痕。木头是凉的，可那痕迹的边缘，却仿佛有一种灼人的温度，从遥远的时空那头传递过来。就在这幽暗的廊桥之下，就在这潺潺的水声之上，曾有多少炽热的、忐忑的、稚嫩的身影，默默地走到这根柱子前，将脊梁挺得笔直，后脚跟紧紧抵着桥板，让那粗糙的柱面贴上自己汗湿的后颈？负责征兵的苏维埃干部，会仔细地看，然后满脸欣喜地吐出两个字“过了”，或者，是沉默地、带着歉疚地摇一摇头。
我仿佛能看见那一张张脸。他们大多该是山里后生的模样，被阳光和风雨染成赭石色的面庞上，目光明亮而执拗。或许有人会偷偷踮一下脚，被同伴善意地低声喝止；或许有人在听到“过了”之后，会猛地挥一下拳头，又怕人看见似的低下头，只嘴角抿着一丝压不住的笑；而那些没过的少年，是怎样黯然地将头抵在冰凉的柱子上，肩膀微微抽动，又不愿让人听见一丝呜咽？这道痕，它量出的哪里是身体的高度，它量的是生与死的资格，是走向一场空前惨烈远征的“通行证”。这道痕，是一道门槛，门外是熟悉的、贫瘠却可恋的家乡，门内是茫茫的、血与火的未知。当九十年风烟散尽，我们再回望它，它刻在历史血肉上的，却是一个滚烫的、令人窒息的名字——“生命等高线”。
“那几年，从这桥上走出去的后生仔，少说也有两三千。”老钟不知何时也走到了柱边，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那道痕，像在抚摸一个久远而疼痛的梦。“光我们这十里八乡，上了名册的，就有897人。”
“回来多少？”话一出口，我便后悔了。这寂静，这水声，这子规的啼叫，似乎都凝固了一瞬。
老钟没有立刻回答。他转过身，望向桥外那片被阳光照得发亮的、葱翠欲滴的山野。许久，才缓缓地，仿佛每一个字都有千钧重：
“不到一成。”
不到一成。两三千个活生生的、刚刚超过一点或者刚达到“生命等高线”的青年，从这道刻痕下出发，走进历史的硝烟，然后，像被狂风吹散的种子，绝大多数永远没有归来。他们消失在哪里了呢？是在湘江那被鲜血染红的波涛里，是在雪山那吞噬一切的罡风中，是在草地那无声的泥沼下，还是在某一场连名字都未曾留下的阻击战的硝烟里？没有人知道。他们留下的，或许只是一个渐渐模糊的名字，或许只是家中母亲夜夜望穿的泪眼。
我的目光，再次落回那道刻痕。它依然在那里，沉默，深邃。但此刻，我忽然觉得，它不再仅仅是一道痕了。那些未能归来的身躯，他们的高度，他们的生命，仿佛都在这漫长的时光里，悄然地、不屈地汇聚起来，熔铸进这道木头的凹痕中。
夕阳，不知不觉西斜了，将廊桥长长的影子，投在潺潺的溪水上，随波光碎金一起晃动。子规声不知何时歇了，水声却似乎更清晰了些。回望处，“接龙桥”三个斑驳的古字，在渐浓的暮色里依稀可辨。那道一点五米的“生命等高线”，却在我心中不断地生长，生长。那些从这里出发的英魂，从未真正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