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发胜
1970年，“五一”前夕。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在处理完纷繁复杂的国内外事务后，特意叮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同志：“今后外国兄弟代表团和个人来华参观时，特别是一些尚在革命时期还未执政的党，多请他们到上杭古田、才溪去看看，看看我们当年在艰苦条件下是怎样闹革命的。”
这句嘱托，如同一颗投入历史深潭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在中国的革命版图上，瑞金、延安、西柏坡......一个个红色革命圣地熠熠生辉，为何周恩来对闽西一隅的古田如此情有独钟？更耐人寻味的是，1929年寒冬里那场奠定军魂的古田会议，他并未亲历。那时的他，正身处千里之外的上海，在白色恐怖笼罩的险境中运筹帷幄、力挽狂澜。那么，这份跨越了四十余载的深切牵挂，究竟源自何处？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蕴含着他怎样深沉的个人情怀与政治智慧？
“二月来信”：一道来自远方的悲观指令
1928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胜利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何伟大的航程，都必然经历迷雾中的求索。红四军这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塑造，同样需要在思想的熔炉中反复淬炼。正当红四军内部在迷雾中艰难求索之时，一封来自上海的中央来信，让本已复杂的局面，更添了一层严峻的考验。
1929年4月3日，在江西瑞金，辗转数月的中共中央“二月来信”终于送到了红四军前委手中。这封由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于2月7日的指示信（史称“二月来信”），是在对当时革命形势作出悲观判断的背景下发出的。其判断依据，一方面来自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对中国农村苏维埃运动的悲观论调，他认为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否则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另一方面，则是中央依据国民党报纸关于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失利的片面报道，误判了前线的实际情况。
基于这种悲观估计，“二月来信”提出了两项核心要求：将红四军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和持久的政策”。朱德、毛泽东“以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认为这样“更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且红四军斗争的宝贵经验可以“贡献到全国至整个的革命”。
这封信不仅与毛泽东等红四军领导层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背道而驰，更在客观上为军内主张分兵游击的错误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一些同志甚至利用这封信来指责毛泽东不服从中央，要求他只管党务，不要干预军事。一时间，远方的指令与前线的实际形成了剧烈的冲突，对红四军的团结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面对“二月来信”带来的巨大压力，毛泽东展现了一位杰出革命家实事求是的精神和非凡的理论勇气。在收到信件仅两天后，1929年4月5日，他便主持召开前委会议讨论，并亲自执笔给中央写了复信。
这封复信，开篇即坦诚地指出中央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针对分散红军和朱毛离开的要求，他一针见血地评价为“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从红军的构成、领导的需要、敌我力量对比等四个方面，系统阐明了红军不仅不能分散，反而要集中力量，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开辟和巩固赣南、闽西根据地。
历史的魅力在于它的辩证发展。几乎就在毛泽东奋笔疾书的同时，远在上海的周恩来等人也开始基于新的形势进行反思。6月12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承认，“二月来信”中让红军分散等问题“是有些毛病的”，并指出“过去分散的策略不适用”。这一过程，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集体卓越的政治品格。毛泽东在前线坚持真理、敢于“顶牛”的理论勇气，与周恩来在后方尊重实践、勇于自我纠错的实事求是精神，在历史的交汇点上形成了宝贵的共鸣。
“八月来信”：未送达的睿智诊断
1927年南昌起义的硝烟散尽，留给周恩来的不仅是失败的痛楚，更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深沉思考。他清醒地认识到，武装斗争绝非简单的军事行动，而是一场需要政治远见、军事谋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复杂工程。在主持中央军事工作期间，他特别留意各苏区领导人的特质——不仅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更要懂得如何将这一理论植根于中国土壤。正是在这样的寻觅中，毛泽东的身影逐渐清晰。
当红四军“七大”的纷争传至上海，周恩来在信息残缺的困境中展现了超人的政治判断力。他敏锐地指出，刘安恭来信中“将毛、朱分成两派”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红四军内部矛盾是“历史上意见分歧的延续”。在8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力主先行致信红四军，“既要勉励斗争，又要批评消极观念”，同时果断建议调离挑起矛盾纷争的刘安恭。
8月21日，一封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八月来信”）发出。“八月来信”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也着重强调了政治工作的核心地位。这封信充分展现了周恩来作为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复杂局势中抓住本质、明辨是非的卓越能力。遗憾的是，因投递环节的疏失，这封重要的“诊断书”未能送达红四军前委。但真理从不会因暂时的阻隔而失去光芒，正确的政治方向已然在历史的天平上刻下印记。
“九月来信”：一次精雕细琢的理论铸造
1929年4月7日，周恩来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若毛泽东、朱德暂时无法脱身，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赴中央商议要务。正是这一纸书信，促成了陈毅的上海之行。
在“八月来信”发出五日后，陈毅抵达上海。周恩来立即与他展开多轮深入交谈，并仔细研读陈毅闭门撰写的五份“万言报告”。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听取陈毅客观详细的汇报后，决定成立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负总责，专门起草新的指示信。这一决策标志着中央对红四军问题的指导进入全新阶段。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三人委员会进行了反复研讨。周恩来以其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主导着讨论进程。他们深入剖析问题根源，探寻解决之道，最终达成共识。陈毅对周恩来的谈话更是心悦诚服，将谈话称为“训练班”。以周恩来、李立三的谈话要点为基础，结合“八月来信”精神，由最了解前线情况的陈毅执笔起草，经周恩来亲自审定——这份凝聚集体智慧的重要文件，于9月28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这就是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
这封近万字的指示信分为九个部分，系统回应了红四军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其思想内涵深刻而丰富。信中从理论层面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正确性，为红军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信中还明确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要求前委“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这一决定从中央组织层面终结了争论，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核心地位。
“九月来信”的诞生，展现了周恩来卓越的领导艺术。这不仅是一封指示信，更是一部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文献，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信件发出之际，周恩来特别嘱咐陈毅，回去后，要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最好能有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会后有章可循，按规矩办事。这番嘱托直接催生了古田会议，为将指示精神转化为全军共识和行动准则规划了清晰路径。
运筹帷幄：历史回响与人格光辉
1929年10月，陈毅带着凝聚中央集体智慧、特别是周恩来心血的“九月来信”，日夜兼程重返闽西。这封信的到来，对正处于思想困境的红四军而言，恰如一场“及时雨”。
同年12月28日至29日，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迎来了其历史上最光辉的时刻——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在此隆重召开。会议的核心成果，是一致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中的许多内容，在“九月来信”中都已经提出，特别是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这两大关键部分，决议都是按照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历史的回响清晰而嘹亮。古田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系统回答了“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的根本问题。而这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与制度重塑，其源头活水正是那封来自上海党中央的“九月来信”。
当我们回顾1970年春天周恩来那意味深长的嘱托，循着历史脉络从“二月来信”的曲折到“九月来信”的精准研判，再到古田会议的铸魂定纲，便能更深刻理解这份嘱托的千钧之重。他之所以特别提及“古田”，不仅因为那是一处革命圣地，更因为他深知其中确立的建党建军原则，对一个正在奋斗的政党及其军队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2018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深情指出：周恩来同志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是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是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是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这“六个杰出楷模”，生动概括了周恩来总理的伟大人格。
1935年2月5日，在遵义会议召开后不久，周恩来曾与被解除最高领导职务、心存芥蒂的博古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毛泽东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谈话第二天一早，豁然开朗的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全部交出来了。在中国共产党领袖层非常复杂的组织协调工作中，周恩来做出了无人取代的独特贡献。
在古田会议前后这段历史中，我们同样能够感受到他那独特的人格力量与思想光芒：“为国为民、隐忍克己”的博大胸怀。在处理党内分歧时，他始终以大局为重，既坚持原则又促进团结。“实事求是、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他敏锐洞察形势变化，尊重实践创造，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功成不必在我”的崇高境界。他虽未亲临古田，却以思想的“在场”与关键的“指导”，成就了这段历史。
古田这片红色热土，始终承载着周恩来的深情厚望。1953年，根据闽西籍开国将军陈茂辉的建议，周恩来领导国务院对古田会议会址的修缮工作给予了鼎力支持。1971年7月，在他的亲切关怀下，福建着手筹建古田会议陈列馆与配套接待设施。这些举措，如春风化雨，让古田会议精神的火种得以薪火相传，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光耀千秋。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本教科书。周恩来与古田会议的故事，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依靠集体智慧，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不断的自我革新中从胜利走向胜利。它告诉我们，正确的思想路线从不会凭空产生，它源于对实践的尊重，源于艰苦的探索，有时甚至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它也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政党，必然拥有一批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圭臬的杰出领袖，他们的人格与智慧，共同构成了这个政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当我们再次深情凝望古田的青山绿水，耳边仿佛还能听到当年嘹亮的军号。那山水之间，不仅见证了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也永远铭记着一位远方擘画者的深邃目光与不朽功勋。周恩来与古田会议，一个在上海，一个在闽西，时空相隔，精神相通。这段历史，如同一曲雄浑的交响，奏响了思想与实践、领袖与群众、远方与前线相互激荡的华美乐章，其回响，穿越近一个世纪，依然震撼人心，催人奋进。
（作者单位：古田会议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