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飞
我是听着“喊饭”声长大的。
儿时的傍晚，我沐浴夕阳坐在大水牛背上，吹着竹笛慢悠悠从山路走向村庄。到饭点时家人见我还没回家，母亲会站在山坡上拉开嗓子大声喊：小-山-子-回-来-食-饭-喽！
听到这个声音，我就会马上回答说：我-就-回-来-了！
有时候，母亲在田地里干农活，奶奶做好了饭菜，到饭点了我同样会大声喊：姆-妈-回-来-食-饭-喽！
乡村的饭点有早有晚，但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家人喊饭的习惯，那声音在村庄上空飘荡，像袅袅的薄雾，更像一曲悠扬欢快的山歌。
这些天，我们在赣县采风，人们谈起30年代的喊饭，意义远不止这些。
20世纪大埠的傍晚，是浸在炊烟里的。可这炊烟还未散尽，一种特别的声音便会准时漫过青石板路——各家各户的女人们推开木门，手搭在额前，朝着莽莽苍苍的远山，长长地唤一声：
“崽-喽-归-来-食-饭-喽-”
尾音悠悠的，颤颤的，拖着山风的凉，沾着江水的湿，在越来越浓的暮色里，拧成一股挣不断的绳，向着看不见的天地尽头抛出去。
年近古稀的党史专家告诉我们说：在赣南、在闽西，家家都有红军。
这“家家”，不是虚话。红军长征就是从闽西、赣南出发的。张家的独子，谢家的新婚郎，王家才十六岁的细伢子......一九三四年那个秋天，为了苏维埃，为了人民的江山，一阵嘹亮的军号，就把全镇的精壮后生都卷走了。留在镇子里的，便只剩些老树桩似的老人，和一群望穿了眼的妇人。
大埠古村的刘阿嬷，就是这群妇人中的一个。
赣县苏维埃成立了，家家户户都分到了田地，人们要保护好自己的田地不被地主拿走，就必须送子弟参加红军。刘阿嬷将自己的独子刘丙辉送去当红军。
刘阿嬷倚在门框上，手里攥着刚纳了一半的鞋底，每天都看着儿子离开的村口不说话，只是眼睛红得厉害。那沉默，是把一辈子的呼喊都压进了心底。
长征的队伍走了，把大埠的热闹和生气也一并带走了。镇子一下子空了，静了，静得能听见赣江水流过滩石的呜咽。白天还好，女人们下田、砍柴、补网，让劳累占满身子。可黄昏是个坎儿，当炊烟升起，家家灶膛里的火映亮一张张空落落的条凳时，那份蚀骨的念想，便再也捂不住了。
不知从哪一天、哪一家开始的，这“喊饭”的习俗，就像夜雾一样，悄无声息地弥漫了全镇。
天边刚泛黑，刘阿嬷就洗净了手，在木桌上摆好一副碗筷。饭菜熟了，热气腾腾地摆上桌，刘阿嬷便会走到大门口。她不立即喊，总要静静地站上一会儿，望望那条通向山外、没入荒草的小路，好像要把那条路望穿。然后，她用腿轻轻地踢一下门槛，吸一口气，那声音便从她瘦小的身躯里送出来：
“刘-丙-辉-我-崽-归-来-食-饭-喽-”
刘阿嬷的声音并不洪亮，甚至有些沙哑，可那调子里有一种东西，能钻进人的骨头缝。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呼唤，那是一个母亲用全部的生命力，在茫茫天地间为她的儿子“指路”。每一个字，都像在描画一个回家的路标：这是你阿妈的声音，你听着这个声音，就能找着家门。
刘阿嬷这一声喊罢，就像推倒了头一张牌。
对门的七婆婆，儿子是跟红军走的号兵。她的声音尖，带着一种金属的穿透力：“火-生-回-家-食-饭-喽-”
斜对角的春喜婶，丈夫是炊事班长。她的喊声总带着饭食的温软：“有-根-饭-热-菜-香-喽-”
东头最年轻的桂枝姐，喊她新婚三月就离别的丈夫，声音里总带着压不住的哭腔，每个字都湿漉漉的：“满-仓-哥-你-快-归-来-食-饭-哟-”
一声，又一声。老的，少的，尖的，哑的，浑厚的，凄婉的......这些声音从一扇扇浸透着油烟的旧门里飘出来，在大埠乡低垂的夜空下交织、缠绕、汇聚。它们不是哀歌，它们比哀歌更坚韧；它们不是哭泣，它们比哭泣更有力。这是整个大埠乡的母亲、妻子们，用日复一日的呼喊，在为中国大地上那支艰难北去的队伍，铺一条无形的“声音的归途”。
她们相信，风会把声音带过去。她们相信，山有回音，水有回响，她们的亲人，无论在雪山上，还是在草地里，冥冥中总能听见这一声声故乡的、带着饭菜香气的呼唤。这呼唤，是灯塔，是路引，是拴住风筝的那根线。
门槛，被一代代女人的布鞋底，踢出了深深的“V”痕。“喊饭”时，她们都不约而同地做同一个动作：走到门槛前，停下，右脚轻轻踢一下门槛——啪，一声轻响。老人们说，这是“踢醒”门槛，让门记得回家的人，记得回家的路。时间久了，门槛被腿踢成“V”字形。一声声轻响，混在呼唤声里，像是一种敲击，一种叩问。叩问大地，叩问远方，叩问不可知的命运。那“V”字形的痕迹里，盛过多少倚门张望的目光，又溅落过多少来不及擦掉的泪滴。她们踢着门槛喊，仿佛那矮矮的一截木头，能把这沉重的托付送到更远的地方。
一年，又一年。青丝喊成了白发，少女喊成了老妪。有的人，喊着喊着，自己倒在了门槛边，再也没能起来。临走前，还攥着女儿的手，气若游丝地嘱咐：“莫......莫忘了喊......你哥他......回来食饭......”
村里的孩子长大了，也开始帮着刘阿嬷喊。再后来，刘阿嬷老了，喊不动了，她把那只瘦如枯枝的手搭在邻居家媳妇的肩上，把这份“差事”传给了邻居家的媳妇。那些没有见过的亲人，可当家人们朝着群山喊出“归来食饭”时，人们仿佛能看见自己的亲人，看见无数个像亲人一样的年轻战士，他们回头望了望南方，又转身走进了更北的风雪里。
新中国成立了。很多当年被喊的人，没有回来。他们化作了雪山上的冰雕，草地里的忠骨，大河边的纪念碑。刘阿嬷的独子刘丙辉也没有回来，但大埠千千万万的儿女都是刘阿嬷的儿子！
在大埠，“喊饭”的声音，却并没有完全断绝。逢年过节，或是某个天气突然转凉的黄昏，依然会有年迈的老人，甚至一些年轻人，都习惯性地走到门口，用腿踢着门槛，对着苍茫的天地，轻轻地唤上那么一两声。
那声音很轻，很快消散在风里，不像当年那样汇聚成河。但我总觉得，这零星的呼喊，有着更重的分量。它喊的，不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名字。它喊的，是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融进我们血脉里的、对家园与信仰的守望。
那被千万次踢过的门槛，那被千万声呼喊浸透的暮色，就是我们的党史最温润、最坚韧的注脚。它告诉我们，那条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起点不仅仅在瑞金、在于都，也在每一个像大埠这样的小镇，在每一扇点着昏黄灯火的门扉后，在每一句母亲和妻子们用一生呼喊的“归来食饭”里。
那声声呼唤，风听见了，山听见了，江河也听见了。它们最终汇聚成一个民族磅礴的回音：
魂兮-归来-
这，就是我们的路标。这，就是我们回家的路！
（作者单位：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