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舒平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最终会师陕北黄土高原，写出了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篇章——长征。长征的胜利是红军将士不畏牺牲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红军战士历经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洗礼，才铸就的伟大壮举。
红军长征取得胜利与长征途中始终坚持古田会议精神是密切相关的。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古田召开，曙光小学里燃起的炭火在寒冬中星火闪烁，人民军队军魂在此铸造，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红四军从此实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不仅对我党、我军的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为红军长征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原则，从党内思想教育着手，为长征途中党内错误思想的纠正奠定了思想与政治基础。
古田会议决议列举了8种红军内部存在的问题表现，针对这些错误表现，决议提出的纠正办法首先要聚焦党的思想建设，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党内正确思想的引领，到1931年，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就此形成，为红军长征前期的战略转移筑牢了基础。
1934年9月，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长征途中的消极避战、盲目撤退导致红军损失惨重，让党和红军内部意识到正确的思想路线引领的重要性。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通过拨乱反正将党的思想路线重新拉回到正确的轨道。古田会议与遵义会议一脉相承，都是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离不开古田会议奠定的思想与政治基础，也为长征的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
古田会议决议不仅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更是红军在危难中夺取长征胜利的生动印证。其强大的思想力量，在长征途中的通道会议、俄界会议等一次次“思想交锋”中充分彰显，即便到现在乃至未来，对党和军队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古田会议确立的政治建军原则，铸造了人民军队的“军魂”，为长征万里征途斩关夺隘立起了不败的精神支柱。
古田会议确立的军事服从政治、贯彻党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正确处理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纠正了红军党内存在的“司令部对外”“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等消极、错误的观点主张，铸造了“党指挥枪”这个不变的军魂。
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历时约一年，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伟大壮举在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实践证明，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央红军能够在万里征途中完成血战湘江、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巧夺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战斗，依靠的正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长征途中，红军内部组织机构、人员设置都有改变，但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没有改变。
1929年在古田会议上“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的深刻认识，在长征途中得到了有效实践，使得红军在坚持军事斗争时总能与政治斗争紧密配合，在长征六百余场战斗中不断突围前进，走向胜利。此外，从古田会议决议规定的新分子入党条件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注重培养红军官兵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这是红军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长征中能始终保持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的原因之一。
古田会议决议从根本上阐明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为长征的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提供了具体实践措施。
如果说1929年的古田会议解决的是一支迷茫的军队“朝哪走”的方向问题，那么万里长征的胜利就是对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人民军队“这样走”的进一步延伸证明。
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了宣传工作存在缺乏时间性与地方性、宣传队建制不健全等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纠正方法。通过张贴布告、刷写标语、文艺演出等各种形式，为长征途中的宣传工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有效开展政治鼓动和扩红宣传，由此凝聚的人力、物力、财力，为长征胜利提供了关键的支持保障。
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充分做好“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注意事项，强调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群众真真切切认识到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在长征途中，红军很好地执行这一点，在四川石棉县擦罗彝族乡，发现当地军阀粮仓存有大量大米，红军留下部分军粮后，将剩余粮食分给了贫困百姓，许多百姓第一次吃上了大米，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使群众衷心拥护和支援红军。这是践行维护群众利益的生动体现，也是军民同心的历史见证。
历史从未走远，胜利来之不易。长征是一场无法复刻的伟大军事行动，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长征胜利的伟大壮举，古田会议精神始终是党和红军百折不挠、攻坚克难的重要精神源泉，更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保障。
（作者单位：古田会议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