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桥德
汀江蜿蜒，千年涛声依旧，不舍昼夜地流过故乡的土地。江畔那古码头的石阶，早已被岁月的尘埃覆盖，缝间蔓生的杂草在风里轻轻摇曳，仿佛在低语着被遗忘的故事。码头往深处去，群山温柔环抱之中，藏着一个五六百口人的村落——那是我魂牵梦萦的根。一条清溪如银带般穿村而过，潺潺流淌几百米后，便毫不犹豫地投入汀江浩荡的怀抱。村子田少，人赖以生存的土地，大多藏在北边那片叫作“凹背”的狭长山坳里。于乡亲，凹背是日子和盼头；于我，那里却是整个少年时代——是摇篮，是征途，是汗水与欢愉交织的原乡，是今生再也走不出的精神版图。
“凹背”这名字，起得实在，也起得形象。要去那片山窝，必先翻过一道岭。岭间有一处天然的凹口，两侧黄土坡舒缓下垂，中间蜿蜒着一条几十米长、一人来宽的土路。远远望去，真像大地用淡笔写出的一个“凹”字。这凹口，是往来山间的必经之地，也是时光的驿站。每回爬到这儿，人们总要停下脚，喘匀胸中那口浊气，任山风拂去额上颈间的热汗。男人往往就地一蹲，掏出烟袋，不紧不慢卷上一支，点燃后那青烟便袅袅地、懒懒地散进风里。女人们则爱凑在一处，倚着土坡，东家的长、西家的短，说笑声亮亮堂堂的，顺着风势漫过坡去，和山林间的鸟鸣叽叽喳喳缠在一起。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充实，那些浸透汗水的安稳，仿佛都在这歇脚的当口，悄悄沉淀下来，渗进脚下的黄土，融进穿谷而过的风里，成了这片土地呼吸的一部分。
我的少年时光，大半是与凹背连着的。在那片山沟里，我跟着大人学莳田、耘禾、割稻，稚嫩的脚丫踩在湿润的田埂上，学会辨认五谷的姿势。农闲时，牵着家里那头老水牛，慢悠悠踱过山间草地，看它不慌不忙地卷食青草，听溪畔鸭群扑翅嬉闹，水声哗然。野果成熟的季节，便是孩子们的节日。与伙伴们钻进林子，寻那酸爽的“十月乌”、甜润的“牛哈卵”，捡拾毛栗树下爆出的油亮栗子，酸甜的滋味在舌尖炸开，欢声笑语能把寂静的山林煮沸。寒冬来临前，又要跟着大人上山砍柴，将一捆捆柴禾扛在尚且瘦弱的肩上，走一段，歇一阵，心里却盼着灶膛里跳跃的火光，那便是冬日里最扎实的暖意。凹背的每一寸土，都印过我的足迹；每一片林，都藏着我未经世事的欢愉。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十几岁，心里开始萌生为自己挣点什么的念头。于是，便跟着人去凹背的深山里砍“排帮子”。那是扎木筏用的杂木，要求极严：三米长，尾径不得细于四厘米，还得笔直如尺。我那时身量未足，扛着三根沉甸甸的木头，从幽深的林子里一步步挪向山下的古码头。山路崎岖，木头压在肩上，仿佛嵌进了肉里，每迈一步，都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喘息。汗水迷了眼睛，顺着下巴颏滴落，砸在尘土里，留下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可心里揣着那三毛钱的指望，便觉得那股狠劲能从骨头缝里渗出来，推着自己往前挪。记得还有一回，和最好的发小，钻到一处极偏的山窝里摘野柿子。那里有棵水桶粗的老柿树，那年像是把攒了一生的力气都使了出来，果实累累，压弯了枝丫。我俩忙活一整天，摘满了整整两箩筐。归途却成了漫长的煎熬，箩筐重得像是装进了整个秋天。三步一歇，五步一停，走到天擦黑，路程才过半。正惶急间，幸得一位晚归的乡邻遇见，替我们挑起了担子。那次，每人分得两元钱。捏着那两张皱巴巴的纸币，心里涨满了一种近乎庄严的喜悦。那时的两元钱，是一个少年用全部的力气与坚持，从生活那里兑换来的、最初的自豪。
时光流转，八十年代初，我竟考上了大学，成了村里第一个“秀才”。欣喜之余，是更沉重的现实：父母年过六旬，在土里刨食，早已没了余力；兄长们各自成家，日子也紧巴巴的。幸而那时学费免交，否则，大学之门怕真要对一个山里的孩子紧紧关闭。可生活费、书本费、盘缠，样样都需银钱。于是，每年暑假，我的归宿仍是凹背——去一个叫“抽竹子窝”的山场，那里有我家一片责任山，山上长着能流出“黄金”的松树。
割松脂的日子，是把“辛苦”二字掰开了、揉碎了，一天一天地咽下去。天刚蒙蒙亮，雾霭还未散尽，我便揣上母亲准备的简单午饭，提一壶老茶，踏上熟悉的山路。翻过那几百米高的山岭，穿过那个仿佛永远在静静等候的凹口，再沿着几公里细得像羊肠的小道，钻进莽莽苍苍的深山里。山路蜿蜒，露水打湿裤腿，荆棘常钩住衣角，这些早已习惯。真正的考验，在于那细致又耗力的劳作。割松脂是门手艺，需用一把三角形的小刀，装上长长的木柄，在松树已开好的倒“八”字沟上，小心翼翼地再割去一层薄薄的树肉。下手需稳、准、轻，深了伤树，浅了不出脂。金黄色的松脂，便如眼泪般，缓缓从伤口沁出，沿着沟槽，滴入下方悬挂的竹筒。几百棵松树，星星点点分布在好几个山头，我需像个不知疲倦的驿使，在林间一路小跑，从这棵奔向那棵。一圈下来，常是日头偏西，人已累得仿佛浑身骨头都散了架。
山里的饥渴，是具体的。一壶茶水很快见底，便只能俯身于山涧边，掬一捧清泉畅饮。那水清冽甘甜，瞬间浇灭了喉中的灼烧。午饭是没空吃的，用布袋装了，挂在山窝口某棵老树的枝丫上，要等到所有松树都割过一遍，才能匆匆赶去享用。那时，往往已是下午三四点，饥肠辘辘，嚼着冷饭咸菜，竟觉得是人间至味。深山的孤寂，却比饥渴更难挨。除了风声、鸟声、自己的脚步声和喘息声，便只剩无边的静。晴天还好，阳光透过密叶，洒下斑驳光影，尚有些许暖意。若是阴天，山林幽暗，四周静得让人心慌，一种莫名的恐惧便从脚底悄然爬上脊背。为驱赶这蚀人的孤寂，我常常一边挥动割刀，一边扯开嗓子唱歌，唱那时流行的歌，也胡乱哼些自编的调子。歌声在空旷的山谷里撞来荡去，显得莽撞而又充满生气，竟真的能把那沉沉压下来的寂静推开一些。有时，也会双手拢在嘴边，朝着群山深处长长地呐喊一声：“哎-嗬-嗬-”声音跌宕出去，撞在对面的山崖上，又折返回来，层层叠叠，仿佛有许多个自己在应答。偶尔，极偶尔地，能从更远的山谷里，传来一声模糊的、或许是猎人的回应。那一瞬间，心头会蓦地一热，仿佛在无边的黑夜里，忽然看见了另一盏摇曳的灯火，孤独便被这遥远的默契轻轻抚平了。
整个暑假，我便这样与松林为伴。待竹筒将满，便唤来兄长帮忙，用扁长的收油刀将晶莹黏稠的松脂挖出，装进油桶，再挑起这沉甸甸的收获，一步步挪到古码头边的收购站。那时的松脂，一百斤只能卖得十八九元。可一整个夏天的汗水，能换来几百元钱。就是这几百元，撑起我一个学期的天空——书本、纸笔、食堂的饭菜、往返于城乡之间的车票，甚至偶尔与同学在街头小店分享的一碗清汤，都从这松脂的清香里来。凹背以它沉默而慷慨的胸怀，托举了一个少年踉跄而坚定的求学之路。
渐渐地，村里村外传开了一个“大学生暑假割松脂自挣学费”的故事。乡亲们把它当成一个活生生的教材，用来训诫自家贪玩的孩子，勉励他们勤勉、自立。对此，我常感惭愧。我并非天生勤劳，不过是生活的窘迫，将人逼到了那份上。是凹背，这片看似贫瘠的山野，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默默提供了我能抓住的每一根藤蔓。它让我在体力的极限处，读懂了生活粗粝的质地，也意外地锤炼出后来行走世间最可依凭的东西——韧性。
凹背的山脚下，疏疏落落住着几户人家，我的冬姐就嫁在那里。冬姐是父母的养女，长我十几岁，在我懵懂的童年里，她便是温暖的代名词。她总背着我四处走动，用轻柔的嗓音讲那些古老的故事，口袋里永远能变出几颗炒豆或几粒花生。去凹背干活，累了渴了，我总爱往冬姐家跑。她见到我，眼角便漾开笑意，忙不迭地倒上热茶，转身又从里屋摸出些糕点零嘴，塞到我手里。那点心或许简单，那份毫无保留的疼惜，却让一个孩子的心里，装满了被珍视的甜蜜。
然而命运善妒。冬姐五十多岁上，竟患了重病。得知消息，我从城里匆匆赶回。病榻上的她，已被折磨得形销骨立，往日的丰润与神采荡然无存，每一次呼吸都显得艰难。我握住她枯瘦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滚落。她努力睁大眼睛，看着我，泪水从眼角滑入斑白的鬓发，气若游丝地说：“我走了......弟弟，你......要帮着照看孩子们......”我用力点头，喉咙哽咽得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只能将她的手握得更紧，仿佛这样就能拉住她流逝的生命。这个承诺，像一颗种子，埋在了心底。冬姐走后多年，我一直尽力关照她的儿女，看着他们成家立业，将那份不是血亲却胜似血亲的温暖，尽力延续下去。凹背的山风记得，那里曾有一位善良的女子，给过一个少年最朴素的关爱；而这份爱，穿过生死，依然在岁月里流转。
如今，几十年光阴弹指而过。我在城市里有了固定的居所，习惯了车马喧嚣。可凹背，却成了我精神地图上永远醒目的坐标，是我与故乡之间，那根看不见却扯不断的脐带。每年回乡，我总忍不住朝着它的方向走。山路依稀还在，只是走的人少了，被荒草侵吞了不少。穿过那个寂静的凹口，走进愈发葱茏的山林，田畦大多荒芜，往昔热闹的劳作景象已沉入时光底部，只有草木疯长，绿意逼人，仿佛要掩埋所有过往的痕迹。站在旧日割松脂的地方，四顾茫茫，林涛阵阵。我依旧会像当年那个孤独的少年一样，双手拢在嘴边，朝着群山，发出一声长长的呼喊。声音扑出去，在层峦叠嶂间碰撞、回荡，渐渐消散。那一刻，仿佛时光倒流，我又看见了那个肩扛木头、汗流浃背的少年，那个在林间奔跑歌唱、与恐惧和孤寂对抗的青年。所有吃过的苦，都沉淀为生命的厚度；所有收获的暖，都化作了前行时的微光。
凹背，这片狭长的山坳，它不只是一片地理意义上的土地。它是我童年的乐园，是我青春的淬炼场，是亲情的温暖驿站，是我整个精神原乡的具象。它教我懂得土地的馈赠与严苛，懂得收获必须付出等量的汗水，懂得在绝境中为自己喊出一声壮胆的歌。无论我走得多远，它都在我生命的源头，汩汩流淌，滋养着我之所以为我的根脉。那些藏在山坳里的旧日时光，并未远去，它们已化作我骨骼与血液的一部分，沉默地，坚定地，支撑我走向更远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