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油画
1957年7月26日，革命妈妈张龙地在邓子恢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资料图）
■陈发胜
九十六年前，历史将目光投向了闽西古田。1929年12月28—29日，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在此召开，铸就了“党指挥枪”的不朽军魂，开辟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生命线，树立起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历史丰碑。
九十六年前，历史也选择了毛泽东。在红四军面临思想纷争与前行迷雾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高擎真理的火炬，以笔墨为刃，剖开旧式军队的思想沉疴，刻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钢铁原则。古田会议决议如同一把经过淬炼的利剑，为饱经苦难的中华民族锻造出听党指挥、永葆初心的钢铁脊梁。
回望历史的重峦叠嶂，古田——这个闽西的平凡小镇，因一场会议而被永恒写入史册。而毛泽东的名字，也从此与古田会议紧紧相连。他不仅是会议的重要推动者和卓越领导者，更是古田会议精神的缔造者、灵魂的塑造者、军魂的奠基人。无论是面对危机时的深邃洞察，还是身处逆境时的坚韧抗争；无论是起草决议前的细致调研，还是统一认识时的博大胸襟，毛泽东都以非凡的理论勇气、深邃的政治远见和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为中国革命拨开迷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探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历史的长河，总在险峻的峡谷间奔涌出最壮阔的波涛。1929年的中国，仍笼罩在大革命失败的阴影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艰难求生。这支队伍究竟是何等模样？贺龙元帅曾作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衣衫褴褛、伤痕累累的红军队伍，在离开井冈山后，艰难穿行于赣南闽西的崇山峻岭之间。
危机无处不在。外有数倍于己的强敌围追堵截，生存空间日益逼仄；内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悄然蔓延。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这些源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意识，如藤蔓般缠绕着这支初生的军队，使其步履维艰。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正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是重蹈历史上农民起义兴衰更迭的覆辙，还是闯出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
历史的叩问，沉重而尖锐。在这支队伍中，有一道目光穿透了重重迷雾，他就是毛泽东。作为红四军的缔造者与领导者，他更是一位深邃的思想者和伟大的实践家。“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不仅是对革命前途的忧思，更是对建党建军根本原则的深刻探寻。如何将这支脱胎于旧军队、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锻造成一支由无产阶级思想武装的新型人民军队？历史将这一时代重任，郑重地交到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手中。而闽西那个名叫古田的小镇，正静静等待着照亮中国革命道路的星火燎原。
正确的革命道路，从来不会凭空产生。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这是一个艰辛探索的过程。他上井冈山，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符合实际的道路，但是这个决策没有任何人褒奖，得到的反而是最严厉的处分——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这一决定在井冈山传达时，又被误传为“开除党籍”，结果他一度成为“党外人士”，连组织生活都参加不了。
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篇章。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次会师既是革命力量的大汇聚，也埋下了思想交锋的伏笔。两支队伍带着不同的基因：前者以北伐旧部为骨干，军事素养高却旧习气浓厚；后者经历“三湾改编”洗礼，党的领导基础坚实但军事经验不足。这种差异使两支部队在融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就党对军队的领导等根本问题产生分歧。
争论的焦点，集中体现在“朱毛之争”及军委设置等问题上。而“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的到来，则加剧了内部矛盾，使局面更加错综复杂。表面是组织机构之争，毛泽东却敏锐地洞察到其本质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原则问题。他深刻剖析了红四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一针见血地指出：单纯军事观点若任其发展，“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极端民主化则严重削弱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这些担忧绝非空穴来风。有人谈到党的领导时甚至反问:“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更严重的是，作为下级机构的“军委”竟试图规定上级“前委”的工作范围——“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出现了“枪指挥党”的危险苗头。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若不从根本上解决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问题，这支军队即便取得一时胜利，也终将重蹈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覆辙。
真理的道路从来不会平坦。在当时，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得到多数同志的理解。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上，争论达到顶点。毛泽东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落选前委书记职务。会后，他被迫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前往闽西蛟洋养病。
伟人的困顿与常人不同。常人为衣食所困，伟人则默察兴衰之理，暗运回天之力。毛泽东行走在闽西山水间，胸中却激荡着革命的风雷。这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段“低谷”，但他所坚持的，从来不是个人权位。他曾明确表示：“不为个人争兵权，而是为党争兵权。”这种为真理而斗争的坚定信念，正是他超越个人得失的伟大之处。
扎根中国实际、紧密联系革命实践，始终是毛泽东最鲜明的特质。暂时的离开，反而让他获得了深入调研的机会。在闽西这块红色沃土，他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成为他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利器。他坚信，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只能从革命实践中寻找。
与此同时，实践正在检验真理。毛泽东离开后，红四军的领导陷入困境。前委会开成了议而不决的“民主会”，部队思想混乱，行动迟滞，甚至在战斗中屡屡遭受损失。严酷的现实让越来越多的官兵认识到，失去毛泽东正确领导的严重后果。正反两方面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为古田会议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擘画：“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历史的转折，往往在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悄然降临。当红四军内部的争论陷入僵局之时，一封来自上海党中央的信件，如一道划破暗夜的闪电，为这支在迷雾中前行的军队指明了方向。思想的交汇与碰撞，最终在闽西这片红土地上，孕育出一部奠基性的伟大文献。
1929年8月，接替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肩负着解决军内争论的重任，赶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在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面前，他坦诚地报告了红四军的真实状况和党内争论的始末。周恩来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高度重视红四军的问题，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立场一边，明确支持将权力集中于前委，并批评了“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
在周恩来的主持指导下，陈毅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这封信明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党领导军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等一系列正确主张，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指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九月来信”的到来，为统一全军思想、纠正党内错误倾向提供了权威依据，成为古田会议成功召开的前提。
带着中央的指示，陈毅日夜兼程赶回闽西。他首先找到朱德，坦诚地作了自我批评，并共同派人去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当毛泽东收到“九月来信”和陈毅言辞恳切的信后，深受鼓舞。不久，在部队的热切期盼中，大病初愈的毛泽东重返红四军领导岗位。朱德、陈毅当面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检讨，毛泽东也对自己过去工作方式中的急躁态度进行了反思。三位主要领导人的手，在经历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后，又一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一幕，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革命大局为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博大胸怀。他们之间的争论，是光明磊落的真理之争，而非个人意气之争。正是在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淬炼中，党的早期领袖们走向成熟，党的团结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思想的统一为行动扫清了障碍。为了开好即将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投入了紧张而周密的准备工作。他深知，正确的决议必须植根于实践的土壤。正如他后来所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在会议召开前，他与朱德、陈毅一道，在连城新泉、上杭等地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
他们召开了各种层级的座谈会，从干部到普通士兵，广泛听取意见，掌握了大量关于部队思想状况、组织问题和日常工作的第一手材料。例如，他了解到某大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这让他深刻认识到废止肉刑、建立新型官兵关系的重要性。这些来自基层的鲜活素材，构成了决议案坚实的实践基础。毛泽东将这些调查所得，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系统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在新泉望云草室、古田松荫堂，就着一盏油灯下，亲自起草了长达数万字的八个决议案。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闽西山区天寒地冻，大雪纷飞。在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里，燃烧着一堆熊熊的炭火，温暖着120多位与会人员的心。“飞雪，炭火”，这一场景，恰如其分地象征着革命在严酷环境中迸发出的勃勃生机。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并作了关于废止肉刑和反对枪毙逃兵问题的报告。代表们围绕毛泽东起草的决议草案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最终，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一届前敌委员会。决议的核心，是确立了“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两大根本原则，并明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一定义，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为这支军队注入了无产阶级的灵魂。
古田会议，如同一座巍然矗立的里程碑，标志着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开端。它所确立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不仅在当时解决了红军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更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指引着这支军队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跨越时空的精神价值，至今依然熠熠生辉。
古田会议最根本的贡献，在于它成功地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一历史性课题。通过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为这支军队注入了无产阶级的灵魂，完成了至关重要的“定型”工作。从此，这支军队有了明确的政治纲领、坚强的组织纪律和崇高的革命理想，彻底摆脱了旧式军队的窠臼，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或军阀武装划清了界限。
其威力之巨，甚至连对手都感受深刻。1949年6月，被迫下野的蒋介石检讨自己的失败时，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点概括为七条。如“组织严密”“纪律严厉”“办事调查”“主义第一”等，无一属于纯军事范畴，全部都是政治因素。这恰恰从反面印证了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所强调的政治建军思想的巨大力量。历史证明，正是古田会议确立的这些原则，铸就了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军魂。
古田会议，远非一次寻常的会议。它是一次思想的淬炼，一次精神的洗礼，一次凤凰涅槃般的重生。它所点燃的光芒，源于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这光芒，照亮了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前进道路，最终汇成燎原之火，照亮了整个中国。
弘扬：“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在毛泽东思想的璀璨星空中，古田会议精神犹如一颗定盘的星辰，闪耀着建军立党的不朽光芒。这份决议，不仅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更是毛泽东毕生珍视、反复运用的锐利理论武器与根本战略指南。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窑洞中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深情回顾了古田会议的历史意义：“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闽西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许多这样的弱点都被克服了。这次会议为在红军中建立高水平的思想领导奠定了基础，为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铺平了道路。”历史的发展印证了他的判断——第二年，红军就几乎解放了整个赣南，中央苏区根据地迅速建立起来，革命的星火已成燎原之势。
在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古田会议决议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毛泽东亲自部署，指示将决议“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这份诞生于闽西山区的决议，跨越时空，成为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当整风学习在各根据地深入开展时，无数干部手持决议油印本，在窑洞里、马背上、战壕中研读思考，从中汲取建党建军的智慧。
这份决议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其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上。从194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到1942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出版的《军事文献》；从1944年晋察冀日报社编辑的《毛泽东选集》，到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古田会议决议被反复收录、广泛传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初期毛泽东亲自对决议第一部分进行修改，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题，收入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足见他对这篇文献的重视与厚爱。
“成功从古田开始！”这铿锵有力的话语，早已被历史所印证。从古田出发，人民军队踏上了波澜壮阔的胜利征程。在反“围剿”的硝烟中，在万里长征的艰险里，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下，在解放战争的炮声里，这支军队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一个令人震撼的历史事实是：自古田会议之后，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再没有发生过成建制的叛变。无论是面对国民党重兵的疯狂“围剿”，还是经历长征途中雪山草地的生死考验；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还是在解放战争最激烈的时刻，这支军队始终“打不散、拖不垮”。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部队被打散了，也能迅速重新集结；建制被打乱了，很快就能恢复战斗力。这雄辩地证明了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根本原则的强大生命力。
古田会议精神的火炬，在一代代革命者和建设者手中传递。1948年9月，毛泽东在亲自起草的《关于健全党委制》中强调：“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1949年3月，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都可以清晰看到古田会议精神的延续和发展。这种精神的传承，使得人民军队在任何历史关头都能保持政治定力，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古田会议精神依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它告诉我们：思想建设是根本，政治工作是生命线。这支从古田走来的军队，用近一个世纪的光辉历程，向世人证明了一个真理：一支有灵魂、有信仰的军队，是任何敌人都无法战胜的。古田会议铸就的军魂，已经成为这支军队最鲜明的标识，最强大的力量源泉。
牵挂：“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紫毫饱蘸浓墨，毛泽东挥毫重书那些气吞山河的诗篇时，创作于闽西战火中的《清平乐·蒋桂战争》，被他反复书写。在一幅墨迹中，笔走龙蛇至“直下龙岩上杭”时，“龙”字的繁体竟接连出现了两次。墨迹飞动，是毫尖的偶然留驻，还是心潮的无意识流淌？这已成历史砚池中一滴耐人寻味的墨。它或许正印证着，对那片曾星火燎原的红土地——闽西，伟人心中始终怀着最深情的凝望，那是一种刻进血脉的眷恋，在笔墨间化作了永恒。
这份思念，在1960年变得具体而灼热。当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俯身细看古田会议旧址模型，立刻指出缺失的莲花池，急切询问：“池塘还在不在？”这声询问，唤回的不仅是一池清莲，更是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回归初心的精神源流。他沉默的关切，化作了乡亲们自发清淤种莲的行动——一池碧水，从此映照初心，也映照一位领袖对精神源头的执着守望。同年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古田会议永放光芒”的历史强音，经由他的定调，响彻寰宇，铸入军魂。
他何曾忘记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他惦念着傅柏翠，1950年春，曾亲自致电远在福建的张鼎丞，细细问起“闽西傅先生”的近况，并真诚邀他出山继续革命事业。1955年春，才溪“光荣亭”重建，他欣然题写匾额，将其与长沙“爱晚亭”同视为精神地标。他亦牵挂汀州的那口老古井——1962年1月，正值“七千人大会”期间，百忙之中仍不忘向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叶飞询问：井水是否还如当年一般清冽甘醇？而他心底最深处的柔软，永远留给了失散在闽西的长女毛金花。数十年来寻觅不止，音信却似云雾缭绕，命运终究未曾让步，父女此生未能重逢。
他也从未忘记那些血肉相连的闽西儿女。1953年秋，他盛情邀请曾背自己脱离险境的永定牛牯扑村民陈添裕参加国庆观礼；1957年7月26日，他在中南海怀仁堂紧紧握着革命母亲张龙地的双手，称她为“闽西女中豪杰”。更有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刘亚楼、杨成武......这一长串光辉的名字，织就了他与闽西之间千丝万缕、患难与共的生命链接。那山，那水，那人，早已融入他生命的脉络，成为革命史诗中最温热、最鲜活的篇章。
光阴流转，世间万象更迭如潮。然而每当我们回望古田，它早已不再只是一处被标注于地图上的历史坐标，而是化作一座穿透时间的精神灯塔，恒久映照着前路与归途。毛泽东对古田那深沉而持久的凝望——从延安整风时高瞻远瞩的运筹，到历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语重心长的嘱托；从惦念会址旁那方莲花池是否清荷依旧，到将决议文献郑重辑入选集、赋予其穿越时代的思想重量——这一切无不昭示：古田，不仅是他军事谋略与建军思想的奠基之地，更是其铸魂育人、扎根人心的精神原乡。
时间奔涌，山河焕颜，唯精神源头活水潺潺，始终滋养着这支军队的根脉与灵魂。闽西这片红土地，也因此超越了地理意义，升华为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的永恒象征。那祠堂里定下的原则，那墨迹中深藏的情意，那山水间绵延的牵挂，共同熔铸成一座不灭的灯塔。它照亮了过去烽火连天的征途，也必将继续照耀未来波澜壮阔的航程——因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灵魂在此铸就，从此永放光芒！
（作者单位：古田会议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