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发胜
历史的洪流中，总有一些节点，以思想的光芒划破时代的迷雾，定义未来的走向。1929年冬，闽西古田，廖氏宗祠内的篝火，映照着一群年轻革命者的坚毅脸庞。在这里，一场深刻的思想交锋为一支初生的军队铸造了不朽的灵魂。五年后的1934年10月，当中央主力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南方的崇山峻岭间，白色恐怖如寒冬般笼罩，留守的红军游击队陷入了与中央隔绝、敌我力量悬殊的至暗时刻。
一个深刻的问题摆在历史面前：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被数十倍甚至百倍、千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极端困境中，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为何能坚持三年之久，为何能实现“红旗不倒”，并最终如星火般重新燎原？其力量的根源究竟何在？
答案，隐藏在一条由革命者传承的红色血脉之中。这条血脉，连接着古田的思想殿堂与南方游击区的烽火战场。其关键的传承者，正是如陈毅、张鼎丞、谭震林等一批亲历了古田会议淬炼的革命将领。他们不仅是会议的参与者，更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深度领悟者与坚定执行者。他们将古田会议确立的建军之魂，化作了在南方绝境中求生、斗争与发展的非凡艺术。
思想建党与政治建军：三年坚持的战略基石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漫天风雪中召开。古田会议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成为党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确立的建党建军原则，不仅对当时红军的成长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古田会议决议》的核心贡献在于，严肃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动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八种错误思想，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军队，明确“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这一原则在三年游击战争的极端环境中，成为维系队伍不溃散、不投降的根本保障。当失去中央直接指挥、根据地沦陷、补给断绝时，正是坚强的党组织和政治工作，将分散的、濒临瓦解的游击武装，重新凝聚成具有坚定政治信念的“拖不垮、打不散”的力量。决议强化的政治属性，使游击队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团体，成为目标明确、信念坚定的革命力量。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的真情流露，正是“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一政治定位在群众路线中的生动体现。国民党当局的《清剿总结报告》也不得不承认红军“与民众关系密切，消息灵通，我方行动彼则洞悉无遗，彼方动向我一无所知”。
民主集中制与群众路线：生存斗争的制度保障
《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游击战争封闭险恶的环境中，有效维系了领导核心的决策权威与集体智慧。面对瞬息万变的敌情和严密封锁，决议强调的“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使各游击区在独立作战时，既能发挥主要领导的果断决策作用，又能通过党组织会议等形式保持内部民主协商与团结，避免了分裂和军阀主义倾向。
《决议》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视为红军根本任务之一，这直接转化为游击战争的生存之本 。游击队化整为零融入山林后，其生存空间完全系于群众拥护。古田会议精神指引下的红军严守群众纪律，保护群众利益，形成血肉相连的军民关系。张鼎丞在闽西领导游击队帮助群众生产，陈毅曾坦言：游击队“自己很节省，而对群众却很豪爽”，敌人烧房后凑钱助修。闽西群众则以“溶盐入袄”的方式送盐、以“藏药于髻”“绣信于鞋”的巧妙办法传递情报，以及提供庇护等方式给予了游击队员全力支持。这种深植于决议原则的军民鱼水情，构筑了敌人难以摧毁的生存屏障和情报网络。
实事求是：指导策略转变的思想生命线
《古田会议决议》虽未直接提出“实事求是”概念，但其起草前毛泽东对红四军内部状况的深入调查，以及决议通篇贯穿着反对主观主义、强调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早期光辉。
在游击战争中，这一思想方法成为指导战略战术转变的生命线 。面对“左”倾教条主义残余影响下固守阵地导致的损失，陈毅、项英等领导人迅速总结经验，果断实施彻底转变：斗争形式上，放弃大兵团正规战，遵循毛泽东提出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战术，采取高度灵活分散的游击战；组织方式上，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利用合法形式掩护斗争；生存方式上，因地制宜，发展生产，自力更生。陈毅提出的“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方针，正是古田会议务实精神的创造性发展。在战术层面 ，将井冈山时期的“十六字诀”灵活运用并发展，如叶飞在闽东提出“敌进我进”战术，体现了决议强调的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原则。在军心维系上，领导者利用缴获报纸分析时局，宣传抗日形势和革命前途，将政治工作融入极端艰苦的日常，保证了队伍信念不垮、意志不衰。
艰苦奋斗与坚定信仰：精神意志的力量源泉
《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内容，内在地包含了对革命意志品质的要求。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超乎想象，“野营已自无篷帐”“囊中存米清可数”，是对人体与精神的双重极限考验。
决议致力塑造的为理想信念而战、不畏艰难困苦的红军品格，在此时升华为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1936年冬，陈毅在梅岭被围二十余日，腿伤复发，自忖难免牺牲，写下《梅岭三章》。诗中“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豪情，正是源自古田会议所铸就的、对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政治信仰。这种精神通过领导者的身先士卒与言传身教，化为整个队伍在绝境中不屈的灵魂。《决议》反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强调红军的政治使命，使这支队伍在物质匮乏中保持着精神的无比富有。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领导的闽西游击区坚持“长期拖，不死拼”，始终保持高昂斗志。国民党将领亦感叹红军游击队“困不死，饿不垮，打不散”的顽强作风，其力量源泉无疑可追溯至古田会议对军队政治本色和革命精神的奠定。
1937年2月，时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常委兼政治部主任的方方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毛泽东在听取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情况汇报后高度评价：“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20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并嘱托方方向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转达：“你们三年苦斗有很大的功绩。”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是《古田会议决议》强大生命力的历史明证。在失去中央直接领导、深陷绝境的极端条件下，《决议》所确立的建党建军原则、组织制度、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通过陈毅等关键人物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实践，转化为南方游击队生存、战斗和发展的核心力量。从古田铸就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之魂，到南方山林中不灭的革命烽火，这条由决议精神、组织原则、务实策略和革命气节共同凝结的红色血脉，不仅保障了三年艰苦卓绝斗争的胜利，更深刻影响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彰显了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作者单位：古田会议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