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之后，留守八闽苍山碧水间的红军和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浴血守护，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铸就了彪炳史册的不朽丰碑。今年是福建三年游击战争全面开展90周年，本报今日对烽火岁月中八闽大地六个游击区的主要特点进行摘编，以飨读者。
闽西
国民党的“清剿”和屠杀政策，使闽西游击区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受到严重破坏。1935年4月，成立以张鼎丞为主席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闽西地区的党政军各级组织。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一成立，便着手恢复党的组织系统，及时成立了永定、永东、上杭、龙岩等四个县委，使闽西游击区的党组织得到壮大。至1937年3-4月间，闽西组建有8个县委、56个区委、400多个支部，党员3000余人。
革命危急关头，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深刻认识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果断摒弃大兵团作战的错误方针，明确提出“在战略上，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的总方针；在军事上以“粉碎敌人‘清剿’，保存有生力量，锻炼现有部队”为目标；在政治上“保持党的旗帜，保持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在组织上“保持党的纯洁性、战斗性”。
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是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开展的。国民党军依仗其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对红军游击队进行大规模的“清剿”达5次之多，小规模“清剿”不计其数。为了达到彻底摧垮红军游击队的目的，他们提出“以十换一，就是胜利”的口号，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在军事上，实行所谓重点“清剿”。在政治上，强化反动统治，实行“连坐法”和“移民并村”等极为狠毒的手段。在经济上，强制实行计口售粮售盐，企图断绝红军生路。但是敌人的残酷手段并未磨灭闽西人民的革命意志，反而使红军与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为后续游击战争的坚持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为在敌强我弱的悬殊格局中求得生存与发展，闽西红军游击队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将毛泽东同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思想发挥到极致。红八团发明的“散兵群战术”便是其中的典范，部队化整为零、灵活穿插，让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防不胜防、处处被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及时总结经验并进行推广，各县地方武装也积极行动，构成了遍布闽西的游击网络，有效牵制了敌军行动。
面对严密的经济封锁，闽西群众发挥智慧，创造出“担杆装盐”“双层桶装米”“大蒲包装饭”等巧妙方法，冒着生命危险将物资送到红军手中。东肖妇女陈客嫲两次因支援红军被捕，遭受了割去乳房的酷刑，却始终坚贞不屈；永定县戴洋祭村的群众遭遇敌军突袭包围，敌人当众杀死两名青年，威胁要杀光全村人，逼迫他们交出红军伤病员，但全村群众无一人吐露真情，用沉默守护了革命的火种。
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后，闽西苏区瞬间陷入腥风血雨之中。国民党军队如潮水般涌入这片红色土地，展开了疯狂的报复性“清剿”。留在闽西的福建军区主力部队第19、20团等，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顽强抗击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终因寡不敌众，绝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及军区全部瓦解，闽西苏区全境沦陷。曾经主持召开党的八七会议的瞿秋白同志和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在主力红军长征时被留在中央苏区。在国民党军的“清剿”中，何叔衡牺牲，瞿秋白被俘后于1935年6月18日在长汀罗汉岭英勇就义。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闽西4000余户群众被杀绝、500多个村庄被毁掉。闽西游击区党和人民用生命和鲜血为红军长征作出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
闽北
闽赣省委在闽北的坚持战斗，凸显了闽北在福建三年游击战争中的独特重要作用。三年游击战争中成立的以黄道为书记的闽赣省委，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在与闽东、浙西南党组织主动加强联系，在中共闽北分区委的基础上重新组建起来的。以黄道为书记的闽赣省委的坚强领导下，闽北红军游击队依托武夷山脉分散开展游击战争，与闽东等友邻红军游击队密切配合，相互策应，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灵活机动地开展斗争，有效地保存了革命力量。国共和谈后，1938年2月闽赣省委改为闽浙赣特委，6月闽浙赣特委与闽东特委合并，在崇安坑口村成立中共福建省委。闽赣省委在闽北的坚持战斗，为中共福建省委在闽北成立及后来改为闽浙赣省委创造了条件，为闽浙赣边区革命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闽北红军在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养成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1938年2月，闽北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北上抗日，成为新四军队伍的重要来源。五团部队到达徽州岩寺时，接受了军领导的检阅，叶挺军长赞扬：“五团基本都是闽赣边过来的老红军战士，是很强的骨干力量......”五团参与了多次抗击日军的战斗，皖南事变中，全体将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为保卫新四军军部、保卫皖南，大多数壮烈牺牲，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闽北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艰苦的斗争中坚持做好群众工作，提出“没有群众就没有我们的生存”的口号，始终依靠人民群众。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想方设法保护群众，事事为群众安危着想，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闽北的人民群众更是不顾自身危险想方设法支持革命事业，创造了丰富的斗争方式，为游击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崇安县就有300多个自然村被毁灭，4600多户被烧绝。敌人的残酷并没有吓倒游击区的群众，闽北人民与红军游击队同舟共济，并肩战斗，闽北子弟前赴后继投身革命事业。
闽北党组织和红军武装与党中央中断联系后，能自主作出决策，较快适应游击战争形势，迅速实现向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转变，不但钳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有力地掩护和策应了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领导机关的战略转移；同时，保存和锻炼了闽北党的各级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最盛时期，闽北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开辟了由福建、江西、浙江三省26个县、近4万平方公里组成大片游击区，保持了革命的战略支点，为之后闽北地区开展抗日反顽和迎接解放创造了坚实的条件，是闽北坚持革命斗争“红旗不倒”的生动写照。
闽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是以黄道、黄立贵、吴先喜为首的闽北党组织和红军队伍领导者的正确领导，及时转变战略，提出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不畏艰难困苦、顽强奋斗的结果。闽北三年游击战争艰苦的环境磨炼锻造了饶守坤、刘文学、陈仁洪等一批优秀军事人才，并展露出军事才华，为日后的革命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闽北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形成的坚定的信念、百折不挠的意志和艰苦奋斗等游击战争精神，丰富了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成为后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三明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三明游击区被分割包围，与中央长期失去联系，在国民党军移民、封锁、“围剿”的残酷手段下，红军游击队长年累月地战斗和栖息在深山老林之中,缺吃少穿,缺医少药,其艰难困苦程度并不亚于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主力红军。在此期间，三明苏区军民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展现了超乎寻常的革命坚定性和顽强生命力，表现出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点。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随着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清剿”，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恶化，各主要地域陆续失守，宁（化）清（流）归（化）苏区成为中央苏区最后的堡垒。11月7日，国民党军队及反动武装分两路向归化展开猛攻，城里的红军游击队与数倍于我的敌军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归化城失陷。26日，清流失守，除保卫局长梁国斌率保卫局战士及游击队、少先队数十人突围，撤往宁化外，清流县委书记、宣传部长等60余人壮烈牺牲。11月29-30日，宁化县机关干部和家属分批撤离县城，留下宁化游击队据守县城，撤离的队伍途经官家坊、沙罗坝等地时，与闽赣军区红军后方医院的医务人员、伤病员及警卫连会合，分多路上了田螺髻。12月1日，中央苏区的最后一个县城宁化为敌占领，至此，中央苏区全部陷落。退到田螺髻的300余人整编为宁化游击队，经常活动在方田、村头、李七坑等百余个大小村庄开展游击斗争。随着斗争环境的不断恶化，游击队处境日益艰难，1935年4月25日，因叛徒告密，游击队驻地处于敌军层层包围中，经三昼夜的浴血奋战，弹尽粮绝，大部分游击队员壮烈牺牲，少数人员突出重围，转战闽西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在敌强我弱、环境险恶的条件下，三明红军游击队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隐蔽分散、保存实力、不死打硬拼的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与敌人周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作战分区以岩连宁根据地为依托，经常在永安、洪田、小陶、吴地、西洋、林田、安砂及清流一带游击。他们运用毛泽东“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在敌人的包围圈里，与纵横穿插进剿的敌人兜圈子，白天隐藏在悬崖峭壁上和树蔓丛林深处，晚上下山打土豪，筹粮筹款。1937年2月，黄立贵率领闽北独立师第2纵队的一部，从邵武进入建宁东乡的落井溪，冒雪急行军10余里到达溪口，半夜袭击国民党建宁县第二区区署，活捉区长等3人，并缴获枪支弹药和粮食，天亮后黄立贵在溪口召开群众大会，并开仓放粮救济群众，中午国民党建宁县政府调保卫团赶到溪口时，游击队已撤往与泰宁县交界的分水隘一带。黄立贵率游击队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灵活机动地打击和消灭小股敌人，逐渐在将乐、建宁、泰宁等地域，打开了游击斗争新局面。
群众是胜利之本。解决给养、安置伤病员、通风报信......哪一点都离不开群众。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一切难题都能迎刃而解。永安小陶群众利用上山打猎、砍柴的机会，把随身携带的口粮送给游击队，在移民并村时埋一些粮食给游击队。归化县凤招嬷为救护红军伤员，在竹茅担中间钻孔，将米和盐藏在里头。民团盘查，就说是上山砍柴。就这样，一次次过了关卡，把粮食、盐、草药送到伤员手中。苏区民众还是红军游击队的千里眼、顺风耳。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这种“铜墙铁壁”式的党群关系，是游击队得以生存、活动和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闽东
从1934年10月开始，闽东苏区广大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投入了艰苦的反“清剿”斗争。由于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太大，独立师又缺乏反“清剿”的作战经验，特别是与党的上级机关失去联系，情报不通，对敌人的“清剿”部署毫无知晓，致使反“清剿”斗争付出惨重的代价。至1935年初，闽东苏区基本上丧失殆尽。1935年1月中旬，中共闽东临时特委在福安洋面山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迅速转变斗争策略的决定：变苏区为游击区，党政机关和县独立营、区中队等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斗争，上山打游击；独立师给进攻之敌一个打击后，迅速转移到苏区外围，开辟新的游击区以支持和配合苏区的斗争。这一决定，对于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深入开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福建三年游击战争结束时，闽东红军发展到1300多人。
为恢复和发展游击根据地，闽东党总结吸取反“清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在1935年5月的寿宁含溪会议上确定了“一方面波浪式向外发展新区，一方面对内恢复老区”的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闽东党在军事上放弃了过去那种打硬仗、攻堡垒、守阵地的错误战术，坚持“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采取灵活多变的“狡兔三窟”战术。所谓“窟”就是根据地，红军游击队从一块根据地出发袭击敌人，待敌人调集部队前来围攻时，红军已跳到另一块根据地内隐蔽休息，夜里又一个急行军，跳到第三块根据地，每次行动决不走回头路。从而使原被国民党军队“追剿”而被动的转移，变为主动的出击，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在“恢复老区，开辟新区”的斗争中，中共闽东特委领导根据地军民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与国民党展开了争锋相对的斗争。一是采取“白皮红心”的斗争策略，对付国民党的保甲制度。派一批忠诚的共产党员或积极分子打入国民党基层政权组织，充当联保主任、保甲长。明里应付国民党军，暗里进行革命活动，变“白色保甲”为“红色联防”。二是准许白区商人进入游击区经商。闽东党规定“买卖公平，不伤白区来的小商利益”的商业政策，允许白区商人到根据地、游击区经商，在交易上做到买卖公平。这一政策密切了党和红军与商人特别是小商贩的关系，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封锁。三是规定新的筹粮、筹款政策，代替“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闽东党根据特殊环境的需要，改变土地革命时期的做法，在经济上不搞分田，不侵犯富农及小地主的利益，对地主采取按亩征粮的政策。筹粮、筹款政策的放宽，对减少闽东党和红军所面临的阻力和困难，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在游击战争最艰苦的时候，闽东广大人民群众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广大畲族人民，“他们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在困难的1935年至1937年，对党支持最大。”（《叶飞回忆录》第8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出版。）广大畲乡成了红军游击队的坚固后方，红军游击队的后方医院、秘密寮、兵工厂等大部分都建立在畲乡，数百名畲族青壮年还参加了红军游击队。据不完全统计，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仅福安、宁德、霞浦等县部分区乡先后被毁村庄150多个，被杀害干部、群众3千余人，被围困致死近3万人。尽管广大人民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仍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党和红军游击队，保证了红军衣、食、住、行的一切需要，保证了红军的生存发展。
闽粤边（漳州）
闽粤边游击区的活动范围跨越省份，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由于敌情复杂、战略理念不同等原因，在边区建立一个能较好统一领导跨省域党组织的党委尤为必要。闽粤边特委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充分发挥了统一领导、相互配合、协同作战的作用。闽粤边区的全盛时期，闽粤边特委下辖的党组织已发展到4个县委、2个工委、25个区委、300多个支部、1400多名党员，有力地加强了党的集中领导，发挥了党的领导机关的组织力和凝聚力以及最高指挥员的领导力和号召力。
同时，闽粤边特委还十分注意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部队与地方的团结问题。闽粤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领导成员中，黄会聪、何浚、卢胜等同志是海南籍归侨；李克己同志来自台湾；张长水同志来自山东；张敏、朱曼平、卢叨等同志来自广东；林路、王胜等同志来自闽西；尹林平同志来自江西；陈天才同志来自闽南。他们虽来自天南地北，却能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具有优良的民主作风，有力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增强了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闽粤边党组织在白区（国统区）领导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以话剧等文艺形式为武器，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同敌人战斗，与闽粤边游击区的武装斗争互相呼应。最突出的当属中共漳州工委领导的芗潮剧社。1934年，时值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斗争风起云涌，在闽粤边游击区武装斗争的影响下，以柯联魁、胡大机、蔡大燮、彭冲等为代表的优秀青年共产党员发起建立芗潮剧社，把舞台作为对敌斗争的战场，唤醒民众爱国热情，担负起救亡的任务。他们在城市大戏院为市民演出，也深入到田间地头、街头巷尾为乡村百姓演出；到游击区与闽粤边游击队队员们联欢，为共产党和革命武装队伍鼓劲，也到驻漳的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宣传活动，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为闽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早在1935年6月，在闽粤边特委指导下召开的靖和浦县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就明确提出“广泛的开展反日反国民党法西斯蒂（法西斯）的运动，坚决的为着创造反日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而斗争”的行动纲领，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提到了闽粤边区党组织和游击武装的重要议事日程。同年12月25日，闽粤边特委书记黄会聪根据时局变化，撰写《坚决的为着开展反日的统一战线与创造反蒋的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全面论述。1936年6月两广事变后，闽粤边特委又及时把边区红军改为闽南抗日支队，成立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同时提出“禁止再捕富农，以免妨碍党建立更广泛的人民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和“加紧白军士兵工作，争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与中下层长官到抗日救亡战线上来”的策略。这些理念和实践在南方各游击区都是首创。1937年春，闽粤边特委又率先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和谈，并于6月26日与驻漳的国民党粤军157师达成《六二六政治协定》，在南方十五块游击区中最早实现了国共合作的局面。
闽中（莆田）
闽中地区早在1926年2月就成立了直属党中央领导的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中共莆田党团混合支部，这是福建最早建立的三个中共地方组织之一。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成立的中共闽中特委虽然遭受过敌人的连续“清剿”和多次破坏，但始终坚定革命信念，坚持对闽中三年游击战争的统一领导，制定科学的武装斗争战略，运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合力打好打赢游击战、反击战和自卫战，最终战胜强大的敌人。
1935年，改编后的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在中共闽中特委统一领导下，分别以福永边的罗汉里根据地和莆仙边的常太根据地为依托，互相配合、彼此呼应，以伏击战、偷袭战为主要斗争战术，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战果。1936年5月，中共闽中特委在常太漈川举行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的合编仪式。合编后的游击队仍称第二支队，继续以莆仙边游击根据地为依托，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成功挫败了国民党军的“清剿”，从而有效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巩固了游击根据地。
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闽中党组织和游击队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斗争，处境极为险恶，一方面经常遭敌人的军事“清剿”，另一方面时常陷入生活困境，如果没有革命群众的掩护和援助是难以生存的。在斗争中，通过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来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保护，正因为闽中党组织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紧紧依靠群众，处处维护群众利益，才取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最大限度汇聚起群众的力量，闽中三年游击战争才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革命基点村群众为了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在罗汉里、常太根据地的反“清剿”中，基点村的民房被烧毁250多间，群众被抓300多人、被杀50人、被关12人，许多群众散失家园、流落他乡。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闽中党组织和游击队在坚持独立自主开展对敌武装斗争的同时，还灵活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广泛争取各方面人士的支持，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了游击战争的社会力量。针对保甲长等势力，闽中党组织和游击队根据实际情况，区分不同对象，讲明利害关系，争取进步人士，团结中间分子，打击反动分子，既瓦解了敌人的内部势力，又运用“白皮红心”策略争取到部分保甲长为游击队收集情报、秘密掩护等。针对土匪等势力，通过订立协议、相互合作等多种方式，建立起与土匪的特殊关系，争取到部分土匪的信任支持。针对大刀会等势力，主动联系庄边的岐山、上院、黄龙等地的大刀会领导，晓以民族大义，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最终达成协议，建立统一战线，使其成为游击战争的特殊助力。针对比较开明的上层人士，闽中党组织也极力争取，通过与地方士绅建立友好关系，从而争取到一批上层支持人士，常太党城村的原民军营长蔡春腾就是在共产党的积极争取下才转变对游击队的支持，后来其儿子还加入了游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