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越关山”，一个家族的迁徙与坚守

■曾岩

2024年初冬，一位来自四川内江的曾氏宗亲，通过龙岩市新罗区的宗亲联系上了上杭祖地的我们族人。当我看到内江宗亲发来《梁家坝曾氏家族简述》时，禁不住流下热泪，一段尘封三百年的家族迁徙史缓缓在我眼前展开。1716年，年仅24岁的曾达一带领家族从我的老家上杭县兴隆村迁往四川内江，开启了一个家族在巴蜀大地的创业传奇。三百年后的今天，当两地宗亲再度相连，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寻根问祖的佳话，更是一部关于勇气、智慧与传承的史诗。

这段故事的起点在1709年，16岁的少年达一公望着贫瘠的家园，作出了一个改变家族命运的决定。那时谁都不曾想到，这个闽西少年的选择，不仅将开启一个家族的传奇，更将参与塑造“甜城内江”的糖业版图。

达一公二岁丧母，继母以孝闻名乡里。在“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下，他先征求父亲意见，在获得父亲支持后踏上赴蜀征程。这种孝道精神贯穿了他短暂而壮阔的一生。

当他只身行走三千里险途，沿途靠帮人挑担维持生计时；当他在内江发现适宜安居的乐土后，立即返回故乡接引父母时；在梁家坝定居后，发现自己五世以来的祖宗墓地还在闽西，无法依时祭祀，决定再次返回上杭，在他第三次背负祖先九具骸骨返回内江时——每一步都映照着一个传统中国子孙对“慎终追远”的执着。

更难得的是，达一公将这份孝悌之心延展至整个家族。当伯父奇任等人前来投奔他时，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辛苦置办产业的三分之一相赠，分文不取。这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胸怀，为家族在异乡的繁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初到内江时，达一公所见是战乱后荒芜的土地，半数荒废，地里长满了杂草。他与父亲亲自伐木割草、开垦荒地，在雇工稀少的年代，几乎全靠家人双手建立起新的家园。

从帮人挑担的少年，到经营布匹珠宝的商人，再到购置田产的小地主，达一公的每一步都印刻着勤劳的足迹。特别令人动容的是，即便在事业初成后，他仍然保持亲手劳作的习惯，这种勤俭精神成为家族最珍贵的传承。

达一公最令人惊叹的，是他超越时代的商业眼光。在大多数人还满足于传统农耕时，他敏锐地注意到内江与上杭祖居地相似的气候特征，断定这里适宜甘蔗种植。据史料记载，他利用回闽迁坟的机会，特意请来两位制糖匠人，挑着蔗种返回四川。这一看似平常的举动，实则是改变地区经济格局的关键一步。从此，曾氏家族在沱江两岸开创了“五里一房人，五里一糖房”的盛况。

到晚清民初时，四川糖产量占全国近七成，内江糖产量又占四川七成，而达一公的后人最多拥有千余家糖房，占内江糖业三分之一。可以说，正是达一公当年的远见，为“甜城内江”的美名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回顾达一公的一生，就是一部与艰难险阻抗争的史诗。16岁离家，24岁正式迁居梁家坝，其间三次往返闽蜀，每次行程七千余里。在交通不便、匪患频发的年代，每一次出行都是生死考验。42岁英年早逝的达一公，将最宝贵的年华全部奉献给了家族迁徙与发展事业。正是这种“越是艰难越向前”的精神，支撑他在陌生的土地上开辟出新天地。

三百年时光流转，曾经少年跋涉的山川已变通途，曾经靠挑夫传递的消息瞬息可达。但那份对祖先的敬仰、对家族的担当、对未来的期许，依然在曾氏后人的血脉中流淌。

从闽西山区到蜀中沃野，达一公用一生诠释了何为“根”与“路”的哲学——根是永远不忘的来处，路是勇敢前行的征途。这份家族记忆，不仅是曾氏子孙的精神财富，更是所有在时代变迁中寻找身份认同的中国人的共同镜像。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样的故事提醒自己：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