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肖红场纪念碑
■ 王小庆
初秋时节，新罗区东肖镇绿意盎然，山风微凉。当我步入东肖红场的那一刻，仿佛时间骤然凝固。这片占地2400平方米的广场，四周松柏苍翠，中央矗立着一座高大的“品”字形纪念碑，象征着革命精神生生不息。碑身上镌刻着“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二支队”和“中国工农红军龙岩县东肖游击队”两行大字，庄严肃穆，字字如铁。
我缓缓走近，更觉豪气萦绕，仿佛能感受到当年2400余名闽西子弟出征前的热血与决绝。1938年2月27日，正是在这里，他们举行誓师大会，高呼“为民族解放而战”，不日踏上北上抗日的征途。直至今天，耳边似乎仍回响着战鼓声、口号声，还有乡亲们送别时的啜泣与叮咛。那些天，四邻八乡的妇女连夜赶制了上千双布鞋，鞋底绣着“坚持抗日”四个字，一双双送到战士们手中。
走进新四军第二支队纪念馆，只见馆内陈列着军号、地图、战士家书，还有那件国家一级文物——1938年二支队司令部签发的“护照”。这份泛黄的纸张，曾由地下党员谢汝和携带，前往瑞金、于都侦察敌情，防止国民党顽固派阻挠部队北上。展览详细还原了1938年1月，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人在仕峰厝古宅中整编部队的场景。来自闽西、闽粤边的红军游击队，从山林走出，汇聚成一支正规化的抗日武装。我注意到，当时二支队下辖第三、第四团共2700余人，绝大多数是闽西本地青年。他们中许多人连县城都没去过，但只要党一召唤，他们就毅然告别父母妻儿，奔赴千里之外的战场。
1938年3月1日，张鼎丞率领这支队伍，在这里誓师出发，正式踏上抗日的征途。他们先经江西，再赴安徽，最终抵达歙县岩寺，完成集结整训。这一路，长达千里，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却始终士气高昂。经过整训，1938年6月，第二支队主力奉命开赴苏南敌后。他们穿越日军封锁线，夜行昼伏，最终进入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这里地处南京外围，是日军重点控制区。正是在这片“敌人心脏”地带，二支队与陈毅率领的第一支队并肩作战，共同开创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令人动容的是，北上抗日并非一帆风顺。部队初到苏南，语言不通，地形不熟，群众基础薄弱。但他们以真心换真情，帮助百姓耕种、修房、治病，赢得了广泛支持。百姓称他们为“菩萨兵”，主动为他们送情报、藏伤员、供粮草。1939年11月，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1941年皖南事变中，闽西籍将领率部浴血奋战，但因敌强我弱，部队损失惨重。张鼎丞、邓子恢、陈丕显等继续领导新四军重建，巩固苏中、淮南等抗日根据地。闽西子弟以鲜血和生命践行了抗日救亡的誓言，成为新四军铁军精神的象征。
我站在红场中央，回望那面高耸的纪念碑，心中思绪翻涌。新四军第二支队，这支从闽西红土地走出的铁军，为何能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从2700人发展到6000余人？为何能在敌后复杂环境中屡战屡胜？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却无比坚定的选择中。
是信仰的力量。正如张鼎丞所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子弟。”正是这份朴素而坚定的信仰，支撑他们在缺衣少食、枪支简陋的条件下，依然前赴后继；是群众的根基。新四军之所以能在苏南站稳脚跟，根本在于赢得了人民的支持。这种“军民鱼水情”，是任何现代化武器都无法替代的战斗力；是无私的牺牲精神。罗忠毅、廖海涛......他们中许多人牺牲时不到30岁，没有留下豪言壮语，只有一封封家书、一张张照片，诉说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国家的忠诚。
当我们离开东肖红场时，艳阳正洒在纪念碑上，金色的光辉仿佛为那段历史镀上了一层永恒的光芒。今日东肖红场映照的不仅是英雄的热血，更是代代传承的信仰之光——那是闽西儿女用生命刻下的“待吾北上，剑扬一扫狼烟”的铿锵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