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型关大捷（油画）
1939年10月27日，在河北省涞源县孙家庄村外小庙中，林金亮（左一）在协助白求恩为腹部受伤的伤员动手术。
■吴兴河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各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全面抗战，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抵抗外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优秀的中华儿女在各抗日战场前赴后继与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用鲜血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闽西英雄儿女挺身而出，他们或是奔赴前线，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或是在后方积极生产、踊跃募捐，全力支援抗战。无论是在正面战场、敌后战场，还是在经济生产、社会动员等领域，闽西儿女都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闽西子弟铸就正面战场的“抗敌血肉长城”
抗日战争中，闽西的优秀儿女同仇敌忾，用热血谱写与国土共存亡的爱国诗篇。以邓子恢、张鼎丞、陈丕显、杨成武、刘亚楼等为代表的优秀闽西儿女，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投身并奋战在抗日战场，前赴后继与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作为新四军（二支队整编）与八路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的2000多名闽西籍红军将士编入八路军三大主力）的重要兵源地，闽西子弟以“数量多、素质硬”的特点，成为前线抗敌的骨干力量，其贡献不仅见之于人数，也体现于精神，是“苏区精神”在抗战的延伸。由于多数闽西子弟兵来自苏区时期的农会、赤卫队，接受过革命思想教育与基础军事训练，具有“苏区基因”的传承，纪律性与战斗意识都十分强。在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下，闽西各地兴起了踊跃投军的热潮。如在龙岩红坊区，一次报名参军的就有50多人，东肖区也发动了数十名青年参军；连城姑田一个月就有20多人参军。在抗战之初，当地中共组织还帮助国民党地方政府争取了岩平宁五部分土匪下山收编，经过整训后开赴前线。这些子弟兵入伍后，既有直接奔赴前线的战斗人员，也有加入兵工厂、运输队的后勤力量，形成“全方位、分层次”的兵员供给体系，以血肉之躯筑起抗日长城。
1938年1月，闽西党组织以民族大义为重，推动国共两党合作，将闽西、闽粤边、闽赣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2000余名红军游击队员，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实现“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战略转变，其“保存武装、坚持斗争”的原则为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提供了范本。2月27日，二支队与各界代表、群众共6000余人在龙岩白土镇红场举行北上抗日誓师大会。3月1日，二支队全体将士北上，4月抵达皖南歙县岩寺集中，随后留守闽西的130余人也奉命北上编入新四军军部警卫营。短暂整训后，以闽西子弟为主的二支队挺进苏皖边敌后，参与开辟巩固苏南抗日根据地。这支队伍仅1938—1939年间就开展大小战斗119次，毙伤敌伪3942名、缴获大量武器，为江南敌后抗战发展奠定基础。
经过多年抗战烽火的锤炼，奋战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二支队中的闽西子弟展现出顽强的战斗意志，政治和军事战术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领导骨干。新四军第二支队中，闽西籍战士担任班长及以上职务者占比达40%。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重组新四军军部时，除由鄂豫挺进纵队改编的第五师外，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6个师，都有闽西子弟担任师、旅、团等级别领导干部。其中师级以上干部有邓子恢、张鼎丞、陈丕显等3人。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第四师政委的邓子恢，参与领导了新四军的组建、整编、展开和扩大工作，参与津浦路东、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发展；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第七师师长的张鼎丞，率部挺进苏南敌后，参与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担任新四军苏中军区政委的陈丕显，一直坚持在苏中领导抗日军民同日寇、汪伪军进行殊死的搏斗，为创建、巩固和发展苏中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此外，担任旅级以上干部的有新四军第七师政治部代主任王集成，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参谋长张元寿，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参谋长黄炜华、政治部主任郭成柱，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政委廖海涛、参谋长王胜等6人。担任团级干部的有梁国斌、邱相田、张云龙、阙中一、俞炳辉、张日清、廖成美、王直、熊兆仁、彭胜标、张元培、邱子明、王香雄等30余人。新四军二支队中的闽西子弟在游击战、山地战中展现出对复杂地形的适应能力。1941年皖南事变后，突围的闽西籍战士凭借“熟悉山地、善打游击”的优势，协助重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为敌后抗战的“火种”。这种“苏区基因”赋予的素质，不仅让闽西成为兵源的“数量补充”，更是让闽西子弟成为新四军“战斗力提升”的关键支撑。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闽西籍红军将士，大部分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所部，肩负民族的希望，开赴长城内外的敌后战场作战。1937年9月的平型关战役中，一一五师作为闽西子弟最为集中的一个师，众多闽西籍指战员发挥了重要作用。独立团团长杨成武，骑兵营营长刘云彪及营长杨尚儒，营教导员刘振球，团组织干事吴岱，作战参谋黄炜华，连长陈忠梅，指导员蓝庭辉、涂则生，师部机要科长刘彬，连指导员范阳春，师直属队政治处政训员邱子明和师军医处处长叶青山，师卫生供给处主任邱国光等闽西子弟，分别率部投入战斗，并积极组织战地救护工作。此役八路军共毙敌1000多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抗日军队的士气，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战后，杨成武率独立团、刘云彪率骑兵营留守五台山，参与创建了华北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9年冬，日军调集2万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冬季大“扫荡”。11月，杨成武、罗元发等率领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主力，在雁宿崖全歼日军一个大队600余人，后又参加黄土岭战斗。在黄土岭战斗中，日军900多人被歼灭，号称“名将之花”“山地战专家”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被击毙。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八路军中的闽西籍将士不断成长，他们在各个战场发挥着重要作用。杨成武先后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中军区司令员，率部参与抗击日军“五路合击”与百团大战；罗元发历任八路军独立第一师一团政委、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等职，率部转战察南、平西、雁北等地；张南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团政委、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参与百团大战及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开辟；罗舜初先后任鲁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军区政委兼鲁中区委书记，率军民粉碎日军多次“扫荡”，巩固发展鲁中抗日根据地；陈仁麒曾任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政治部主任等，为部队政治建设贡献突出；刘亚楼（抗大教育长）、刘忠（抗大三大队大队长、六分校校长）、袁子钦（抗大总校政治部组织部长、六分校政委）等，克服困难培养出大批抗日骨干。
在频繁的战斗中，闽西子弟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其中有不少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41年11月，时任新四军第十六旅政委的廖海涛在江苏溧阳塘马战斗中英勇牺牲，他是新四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福建籍最高级别的将领；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部主任罗化成，在抗日前线江苏溧阳指挥作战时，由于下大雪受冻致病，加上心脏病复发而光荣殉职，陈毅赞扬他是一个“最实际的救国的革命人才”；第二支队三团副团长邱金声，在皖南抗日前线积劳成疾，病逝于安徽太平县新四军军部医院，时年27岁，周恩来称赞他是“不畏强寇勇往直前的青年政工人员的模范”。在新四军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的闽西籍团级烈士还有新四军第一师三旅七团团长黄才胜、第六师十六旅供给部副部长涂凤初、第十六旅第二十一团政治处主任江如枝、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保卫科科长邱子华等人。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有新四军司令部军法处科长雷耿、新四军第二纵队政治部青年科长林高峰、新四军第三纵队老五团政委林开凤等团级干部和数百名闽西子弟兵。此外还有山东敌后抗日民主政权主要创建人之一陈明，于1941年11月反日军“扫荡”突围战斗中殉难；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骑兵营营长、晋察冀军区骑兵团团长的刘云彪，参与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于1942年4月因积劳成疾在河北新望县病逝，年仅28岁，同年6月新望县更名为云彪县以作纪念；任八路军苏鲁豫军区第六军分区第十一团政治委员的刘仁贵，于1943年7月在山东丰县对日激战中牺牲。这些闽西子弟血洒疆场，成为民族英雄。
闽西子弟锻造后方各战线的“建功先锋”
闽西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事业的重要发源地，在抗战时期孕育了以傅连暲为代表的闽西籍红医群体。他们秉持“救死扶伤、服务军民”的初心，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医疗体系的核心力量，仅已知姓名者便有33人，其中多人在抗日前线留下了感人至深的救护篇章。
平型关战役中，长汀籍115师军医处处长叶青山，率部搭建战地救护网络。他在炮火中穿梭，为伤员处理伤口、护送轻伤员转移，筑牢战役“生命防线”。1938年寒冬，连城籍军委总卫生部保健科科长江一真，带延安医疗队驰援晋察冀边区。面对伤病员激增、物资短缺，他用竹筒制作简易器械，在零下十几度的露天环境下实施手术救治战友。此外，他还创办卫生学校，培育医务人才。上杭籍红医林金亮，随白求恩东征医疗队在冀中前线奋战，曾连续72小时救治伤员。作为晋察冀后方医院首任院长，他擅长外科，与白求恩并肩工作，被誉为“华北第一刀”。此外，上杭籍钟有煌、永定籍罗洪瑞等闽西红医，分别在晋绥、山东根据地任医院院长，他们既着力提升医疗水平，又培养卫生人才，传递“不怕苦、不怕死”精神，为抗战卫勤体系构建立大功。
抗战时期，财经工作是“看不见的战线”。新罗籍的曹菊如作为红色金融开拓者，以“稳货币、保供给、促生产”为目标，在陕甘宁边区搭建起支撑抗战的财经体系，为前线提供坚实物资保障。1938年起，任边区财政厅长、边区银行行长的曹菊如，面对“缺物资、缺资金、缺技术”困境，以光华商店为核心开辟“以贸补财”路径：组织食盐、皮毛等边区特产对外交换，换回药品、布匹、武器等紧缺物资，既为边区银行积累资金，又打通支援前线的物资通道。1941年“皖南事变”后，面对国民党经济封锁与货币危机，曹菊如主导发行5元、10元边币，深入调研民生商品价格以调整货币政策；同时推动大生产运动，鼓励垦荒种地、兴修水利、增产日用品，形成“货币稳定—生产发展—物资充足”良性循环。最终边区实现经济自给自足，还能向华北、华中根据地输送物资，成为抗战财经保障典范。
“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才是抗战之基。”在抗日军政大学（抗大）这所“革命熔炉”中，闽西籍干部以“教书育人、带兵打仗”为己任，为党和军队培育大批抗日骨干，持续向前线输送“能打仗、会指挥、跟党走”的中坚力量。武平籍的抗大总校教育长刘亚楼践行“理论联系实际”，依战场需求调整课程——压缩传统军事理论，增设“游击战战术”等实战课，邀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指挥员授课；还带领教员手写讲义、绘军事地图，亲自示范战术动作，严守“从严治校”作风。上杭籍的抗大六分校校长刘忠1940年在山西武乡办学时，面对校舍、粮食紧缺问题，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带学员挖窑洞、垦荒种粮，解决生存难题并培养吃苦精神；创新“边学习、边战斗”模式：遇日军“扫荡”，即安排学员参战、战后补课，确保学习战斗不脱节。上杭籍的抗大总校政治部组织部长袁子钦专注“铸魂育人”，借“讲革命故事、忆苏区历史”弘扬闽西苏区精神，耐心疏导学员思想困惑、解决家庭困难，坚定学员“跟党走、打鬼子”的信念。在他们的带领下，抗大毕业学员多成长为八路军、新四军基层指挥员，在百团大战、反“扫荡”等战役中冲锋，成抗战胜利“中坚力量”。
从医疗“白衣战士”、财经“红色管家”到抗大“革命导师”，闽西子弟以多元担当诠释“爱国爱家、爱党爱军”情怀，其事迹是闽西苏区精神的生动体现，更是中华民族“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宝贵财富，永远镌刻在抗日救国的历史丰碑上。
红土沃野托起的“抗战后勤生命线”
在抗战期间，闽西虽未直接沦为日军长期占领区，却凭借“连接华南与华东、沟通前线与后方”的地理优势，以及苏区时期积淀的革命基础，成为抗战格局中独特的“战略缓冲带”与“支援枢纽”。闽西虽受战乱与封锁影响，仍以“粮食、手工业品”为核心，构建起支援前线的后勤供给保障，其奉献不仅是“物资的输送”，更是“在困境中保障供给”的战略担当，成为华南抗战的“后方粮仓”与“兵工物资源头”。
抗战全面爆发后，激发了闽西民众的爱国热情。闽西各地纷纷成立抗敌后援会，组织妇女救国会、宣传队等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积极组织献金、募寒衣等活动，形成了全民抗战的热潮。1939年，龙岩开展的“一元还债运动”成效显著，筹集款项9000余元，创下了福建当时的最高纪录，充分体现了闽西人民对抗战的积极支持和无私奉献。连城姑田开展的“农民号”飞机募捐活动也得到了民众的热烈响应，中共永定县委发动开展全县“为抗战捐献一个铜板”活动；上杭庐丰区一次募捐800双布鞋、数百件棉背心；上杭丰稔区短时间内募集300多件棉背心、400多双布鞋。这些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为抗战贡献了巨大力量。
此外，闽西群众还积极捐献粮食，支援前线作战。据统计，闽西群众共捐献粮食3000余担，这些粮食为保障前线战士的基本生活需求，维持部队的战斗力做出了贡献。
同时，闽西手工业成为抗战时期前线物资的重要补充。连城的纸业、长汀的“工合社”（工业合作社）侧重“实用物资生产”，长汀“工合社”发展至50个，年产值达百万元，生产的斗笠、油纸因“防水耐用”成为抗日战士的“三件宝”，在恶劣的战斗环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汀的特产玉扣纸，年产量高达六七万担，不仅满足了本地及国内部分地区的需求，还远销广州乃至南洋地区，为换取抗战所需的外汇和物资作出了贡献；连城纸业社则致力于生产仿道林纸，每年向新四军输送纸张20吨，保障作战地图、宣传材料的印制，满足了抗战时期宣传工作对纸张的大量需求，为传播抗战思想、鼓舞军民士气提供了物质基础。
全民动员：多元力量凝聚的“闽西抗战共同体”
闽西的抗战奉献，并非单一群体的行动，而是党组织牵头下，华侨、乡绅、民众等多元力量的“协同参与”，形成“全民抗战”的生动实践。
闽西是著名侨乡，抗战期间华侨成为“外部支援”的重要来源。闽西籍华侨怀着赤诚的爱国之心，通过捐资、舆论、技术等多种方式积极支援祖国抗战。著名侨领胡文虎为祖国的抗战积极捐款、捐物、发动抗日宣传。初步统计，胡文虎为抗日战争捐献4部救护车，超过3亿件药品，个人捐款及购国债超过3000万元（法币），成为华侨抗日捐钱捐物第一人。他还创办了《星洲日报》《星岛日报》《星光日报》等多家报纸，利用舆论力量宣传抗战，鼓舞了国内外同胞的抗日信心。在人力支援方面，大批闽西华侨青年毅然回国投身抗战。永定籍缅甸归侨陈康容毅然回国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壮烈牺牲时年仅25岁。她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正义的坚守。龙岩华侨、新加坡《星洲日报》记者黄薇加入范长江组织的“战地记者访问团”，她深入前线，发表战地报道200余篇，向世界传递了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支持。
地方乡绅则以“本土动员”为核心：长汀乡绅李树铭目睹日机来汀滥炸后，捐赠医疗器械及药品供救护伤员之用；纸行老板黄丽川为飞虎队提供住房；连城乡绅牵头开展“农民号”飞机募捐活动，等等。这些侨胞与乡绅的力量，填补了抗战时期地方财政与物资的缺口，体现了“不分阶层、共赴国难”的担当。
闽西党组织牵头成立的“妇女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成为后勤支援的“主力军”。妇女们组建“洗衣队”“缝补队”，每月为抗日部队清洗衣物2000余件、缝补军装1500余套；上杭县妇女救国会还开展“布鞋募捐”，仅1940年就累计制作布鞋5000余双，通过运输队送往前线。青年们则承担“情报传递”“干部护送”任务：1940-1943年，“青年抗日先锋队”组建的“交通员小队”，安全护送党政干部120余人次，传递情报300余份，期间有12名青年因暴露身份牺牲。这些民众团体的行动，让闽西抗战从“军队作战”延伸为“全民参与”，形成“前方打仗、后方支援”的良性循环。
闽西在国际反法西斯合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国际反法西斯合作的重要节点。路易·艾黎的“工合运动”不仅在闽西推动了战时经济发展，还引入了国际技术援助，提升了中国抗战的物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美国飞虎队在长汀建立基地，以此为据点执行对日作战任务，对日军的空中力量形成了有效打击，为中国抗战的空中防御和反击做出了贡献。1944年，永定籍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参谋长张元寿与美军飞行员的合影，成为中美合作协同抗战的珍贵历史见证，体现了不同国家和民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携手共进的精神。
综上所述，闽西英雄儿女在抗日战争中，无论是在前线浴血奋战，还是在后方全力支援，亦或是在国际合作中发挥桥梁作用，都展现出了坚定的爱国信念、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卓越的战斗能力。他们的英勇事迹和伟大精神，不仅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据不完全统计，闽西籍将士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担任团级以上职务者达200余人，涌现出邱金声、罗化成等11位国家级抗日英烈。闽西人民通过经济生产、社会动员等方式，为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闽西华侨与盟军的协同抗战，更是彰显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和价值。
回望闽西抗战的峥嵘岁月，其奉献的核心，是将苏区时期“一心向党、艰苦奋斗”的革命火种，熔铸为抗战烽火中的实践力量。这片土地不仅为全国战场源源不断输送人力、补给物资、贡献战术经验，更以“扎根地方实际、服务抗战全局”的探索，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抗战道路，成为闽西红色基因中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
回望并总结闽西人民的抗战贡献，从来不是对历史的浅层回溯。这既是对“每一份力量都闪耀光芒”的历史敬畏，更是对“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抗战精神的当代传承。无论是前线浴血冲锋的将士，还是后方默默坚守的百姓，闽西儿女以平凡身躯扛起使命，用赤诚行动诠释“平凡可筑伟大”，用忠诚诠释了“家国一体”的深刻内涵。
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坐标上，我们更应铭记闽西英雄儿女的抗战功绩，让他们“不畏强敌、无私奉献”的精神穿越时空、薪火相传。这份精神，既是砥砺我们直面挑战的底气，也是凝聚民族力量的纽带——唯有将其融入血脉、化为行动，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续写新时代的奋斗华章。
（作者单位：福建古田干部学院、中共龙岩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