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傅连暲
1939年10月27日，在河北省涞源县孙家庄村外小庙中，林金亮（左一）在协助白求恩为腹部受伤的伤员动手术。
1938年春，五台县耿镇河北村军区卫生部后方医院驻地合影。左起：后方医院医务主任林金亮、军区卫生部长叶青山、后方医院院长廖明亮、军区军政大学卫生处长张介夫。
延安中央医院旧址保留的医院石大门
■王咏梅
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闽西籍红医以手术刀为武器，以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为指引，与死神赛跑，与疫病智斗，千方百计保障军民健康，保存抗战有生力量。他们以赤诚报国之心，以一心为民之志，唤醒良知，团结同仁，培育人才，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一支重要力量。
闽西籍红医群体以傅连暲为代表，据不完全统计，已知姓名的就有33位：傅连暲、叶青山、江一真、徐根竹、涂通今、钟有煌、黄乎、邓启修、林茂、廖明亮、林金亮、陈连生、阙森华、罗洪瑞、傅林标、朱明辉、戴正启、石天星、雷荣辉、邓传英、林权正、黄文佐、黄升仁、巫仰光、陈阳和、金萍、王福瑞、韦世林、陈昌业、马其昌、罗化成、廖桂洪、谢仰祥。他们除了金萍外，都入伍于中央苏区，经过长征或三年游击战磨砺，成长为党在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干部。
1944年10月1日，已经进入全民族抗战战略反攻阶段的延安，党中央特批（因此前要求党内不得为个人做寿）为傅连暲举行祝寿庆典，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为傅连暲称赞其是有功之人。
2004年4月15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为《冠豸青松——江一真90诞辰纪念文集》所作序言指出，“江一真同志是我党我军首批培养出来的白衣战士，是抗战时期‘白求恩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在外科手术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闽西红医作为革命武装医疗力量的骨干，在抗战时期就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他们为全民族抗战胜利所做的贡献，还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充分肯定。
奔赴抗战前线奋力战地救护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闽西籍红医以中华民族存亡为己任，誓死抗战。在八路军主力部队医疗救护体系中，约有30位闽西籍各级医疗卫生干部，例如服务于115师的叶青山、廖明亮、林金亮、邓启修、黄乎、陈连生、戴正启、陈阳和、陈昌业等；服务于120 师的黄文佐、林权政、韦世林等；服务于129师的罗洪瑞、邓传英、黄升仁、马其昌等。1941年初至1942年底，八路军115师教导第5旅卫生处长黄乎，随旅南下支援新四军，成为新四军直属独立旅卫生处长，参与淮海抗日根据地的救护工作。他们在抗战烽火中出生入死，救死扶伤。
1937年9月下旬，平型关战役打响，八路军115师以600多人的伤亡，成功伏击号称“钢军”的日军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及辎重车队，延缓了日军的战略进攻。在此期间，115师军医处处长叶青山率军医处及下属旅、团卫生部门全力以赴组织开展战地救护工作，115师军医廖明亮、陈连生、黄乎、陈昌业等人都参加了此战救护工作。叶青山在战斗期间亲自护送174名轻伤员至115师后方医院，后又受命转移至五台县河北村，最终确保这批轻伤员病愈后成功归队。
11月初，115师在广阳（今属山西昔阳）伏击了日军20师团的先头部队、第40旅团第79联队主力。广阳战斗后，由于伤员增多，党建立了后送延安的“千里伤员转运线”。作为八路军卫生学校第十期学员，罗洪瑞与同学们一同在这条转运线上承担着艰巨的救护任务，有时还要兼任担架员、炊事员。
1938年1月，闽西南游击队、汀瑞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罗化成任新四军第2支队军医处处长，从龙岩县白土(今新罗区东肖镇）整编出发，开赴豫皖抗日战场。1937年国共闽西谈判（抗日合作）后入伍的金萍，也在此时随新四军二支队征战，并迅速成长为医疗骨干。
在全面抗战战略相持阶段，日伪军对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残酷扫荡。国民党军南退后，八路军成为敌后战场抗日主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华北抗日战场前沿，前线伤员剧增，救护任务日益繁重。1938年11月，军委总卫生部保健科科长兼手术组组长江一真带领延安赴前方医疗队奔赴晋察冀边区，夜以继日地抢救伤病员。1939年2月至6月，林金亮跟随白求恩带领的东征医疗队（战地流动医疗队），在120师战斗的冀中前线，冒着炮火奋力抢救伤病员。担任120师野战医院医生的黄文佐、120师716团卫生队长林茂，也跟随白求恩在前线抢救伤病员。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叶青山领导晋察冀军区卫生部所属、江一真领导白求恩卫生学校师生（一至三期军医班学员）100多人，另有120师、129师的闽西籍红医参加了百团大战战地救护。叶青山等人还参加了雁宿岩战斗、黄土岭战斗等战地救护工作。1941年8至10月间，晋察冀根据地反扫荡医疗救护中，江一真带领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师生奔忙于分散在群众家的病房和秘密地下医院之间，因陋就简、创造条件救治伤员。
创建抗日根据地医疗救护体系
闽西籍红医服务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军地各级医疗机构，战斗在晋察冀、陕甘宁、冀鲁豫、晋冀豫、晋绥、山东、华中、苏中、苏北等抗日根据地，在为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构建抗战卫勤体系中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
我军在抗战中主要依托后方医院、野战医院、军区（下设军分区）卫生部及卫生队（或院、所）、担架队、地下医院、梯田医院、家庭病房，构成前方、后方一体和军、地、民协同救护系统。闽西籍红医保持苏区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精神，弘扬军民团结救护的光荣传统，因地制宜地开展抗战救护，在抗日根据地战地救护、后送伤员和卫生教育宣传、防疫抗疫等卫勤体系建设中贡献卓著。特别是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医疗救护体系创建工作中，闽西红医更是做出突出贡献。
1937年11月，随着晋察冀军区成立，军区在山西省五台县河北村设立了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叶青山、江一真、陈连生、林金亮、韦世林、陈昌业、马其昌等先后承担晋察冀军区各级医疗卫生工作，有力支持了抗日根据地基层医疗救护工作。
晋察冀军区卫生部第一任部长叶青山，率部建立起二级军区、军分区、基层战斗单位各级卫生领导机构，积极为军区部队提供医疗卫生保障服务。林金亮曾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巡视团主任，加强对基层卫生机构的指导。1943年夏，冀中军区卫生部并入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后，部长由江一真担任。廖明亮、林金亮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院长。1938年7月，八路军卫生学校毕业的陈连生被派遣到晋察冀军区，曾任基层卫生院院长。马其昌也被充实到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及所属卫生院和游击支队卫生工作。
另外，一些闽西籍红医陆续担任其他抗日根据地军地医院院长，例如钟有煌先后担任八路军兵站医院院长、冀鲁豫军区野战医院院长；罗洪瑞曾任太行边区医院院长；黄乎担任新四军第二野战医院院长；金萍曾任苏中二分区高邮医院院长。
一些闽西籍抗战医疗技术骨干也曾在其他抗日根据地基层医疗机构担任基层院、所、队领导。涂通今曾任八路军第二后方医院医务科科长；阙森华历任军委卫生部第一后方医院（下设4个所）三所护士长、二所副所长、二所副指导员和指导员；马其昌曾任八路军总兵站门诊部主任、359旅医政科医生等；林权正曾任358旅休养所所长、主治医师；戴正启曾任鲁西军区野战医院三所所长；邓启修先后在冀东军区、冀热辽军区担任卫生队队长等职；邓传英曾在129师卫生部担任副看护长、东进纵队一卫生部一所所长、先遣支（纵）队卫生队长、新8旅卫生处长、冀南军区三军分区卫生处长。朱明辉曾在新疆迪化“新兵营”医务所、延安第二兵站医院服务。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邓启修曾担任二分校卫生处处长，林金亮曾担任七分校医务主任。
提升红色医院抗战救护水平
闽西籍红医团结爱国医护人员，克服医疗人才、资源短缺等多重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制度、技术、精神等层面提升抗日根据地医院医疗水平。
1937年，江一真奉命组建并领导位于延长县交口的八路军野战医院，在接收平型关战役的大量伤病员，探索采用视伤情轻重程度分三级救治制度，使危重伤员得以及时手术和用药。
1942年2月，徐根竹、涂通今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高级班”学习，在延安中央医院跟随苏联专家阿诺夫学习。以第一、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分配到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成为医疗骨干。1944年10月涂通今到南泥湾，为八路军南下支队的伤病员做手术，受到好评和欢迎。
叶青山、林金亮在白求恩的指导下打造了第一所野战样板医院。林金亮成为白求恩野战外科手术的传人，重视战场救治“初步疗伤”，抢在伤员负伤第一时间（黄金时间）救治，从而降低死亡率。白求恩是“英国皇家外科协会”会员、“美国胸外科协会”理事，受其指导的林金亮在胸部、腹部手术的造诣，也达到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根据涂通今回忆，江一真也掌握了腹部手术技术，而且“又快又好”，因此曾担任军委总卫生部保健科科长兼手术组组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后方医院一所所长陈昌业，也曾担任过白求恩助手，全力配合白求恩做医疗护理和外科手术。这几位红医与傅连暲、江一真、叶青山后来都成为“白求恩精神”的重要传承者，用白求恩精神激发抗战意志和服务热忱。
傅连暲则先后创建领导陕甘宁边区医院和延安中央医院。经傅连暲建议，以中央政府机关卫生所为基础，设立陕甘宁边区医院。1937年10月，傅连暲受任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1939年初，经傅连暲建议，党中央决定建立一所为中央机关服务的正规化医院，即延安中央医院。1939年9月，中央医院开始收治伤病员；11月7日，中央医院宣布正式成立。自1939年9月到1940年12月、1942年12月到1945年10月，傅连暲两度兼任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在中央医院设立了中医门诊部，动员聘请了一些当地的老中医坐诊看病，既弘扬了祖国传统医学，还有效缓解了医院医生紧缺的问题。1944年《解放日报》便指出“去年一年中央医院，免费收治了163个老百姓病人......中央医院过去每月最多收治老百姓22人，到3月就收治了49人。”曾任延安中央医院护士长、副总护士长的何奇回忆：“在那时医疗护理工作条件和药品器材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来自各方为革命献身的医护工作者和行政干部、战士，都能在傅院长的领导下全力以赴，努力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傅连暲同志作为一位领导，以身作则，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央医院在六七年的工作中，意想不到的是有些科的治愈率竟不亚于全国著名的医院。”
促进抗日军民保健防疫工作
抗日根据地军民既要面对日伪军残酷扫荡带来的严重战争伤亡，还要面对伤寒、天花、白喉等疫病的侵袭，特别是日寇投放鼠疫杆菌，对军民健康带来的巨大威胁。保障抗战军民的卫生健康，是党和军队的重要任务。闽西籍红医为此艰苦奋斗，呕心沥血，为军民抗疫防病保健作出突出贡献。
延安时期，傅连暲曾担任中央卫生所所长、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卫生委员会（1937年1月）、延安防疫委员会（1940年4月）、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1942年4月）委员等职务。
傅连暲十分重视干群的卫生保健工作。在干部保健方面，他摸索出了一套早期治疗、重视“治未病”、注重起居调节的有效经验；形成定期开展中央同志健康检查，建立健康档案，发现健康问题，及时组织专家会诊、治疗，并向党中央做书面报告，接受党中央工作指导的制度，从而确保敌后抗战中枢的健康保障工作。
在基层部队卫生防疫工作方面，叶青山领导晋察冀军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938年9月中旬，在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全区卫生工作（扩大）会议上，他把眼病、白喉、皲裂、冻伤和呼吸道疾病等作为预防重点，对部队个人卫生、公共卫生和防病宣传教育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群众性卫生保健防疫方面，傅连暲领导中央总卫生处，确立“预防第一，减少疾病，掌握技术，减少死亡，以增强生产中的劳动力”的卫生防治方针。重视妇孺工作，主张改造旧产婆，建立延安保育院。1940年，傅连暲荣获朱总司令亲笔题写的“模范妇孺工作者”的称号。
1943年冬，驻扎在甘泉附近山区的部队疥疮蔓延，严重的患者已有许多脓疱。涂通今创造性地用3周时间为1500余名官兵集体灭疥疮。1944年春，延安（东南）川口区一带俗称“吐黄水病”的急性传染病，群众一旦染病，上吐下泻，从发病到死亡不到3天（甚至一天），死亡率很高。徐根竹带领防疫小组进入发病的川口区及时救治群众，使疫情得以缓解。同时深入开展病区13村病因调查，成功找出病因是干燥黄土中潜藏的肉毒杆菌经大风扬尘污染腌菜和水源，及时控制了疫情蔓延。为此徐根竹还被群众一致推选为延安“模范医生”。
在卫生宣传方面，闽西籍红医运用培训班、报刊媒体等宣传渠道，向群众传播疫病信息，普及卫生知识。傅连暲领导的中央总卫生处，成立5年间曾7次发出重要疫情防治通知。其中1943年1月10日、6月10日都在一日内发出两份重要疫情通知，后又发布在《解放日报》上，及时开展回归热和斑疹伤寒、急性呼吸系统传染病、小儿痢疾和腹泻肠炎等疫情的防控宣传，有力推动了抗日根据地防疫工作的开展。
1941年11月，中央卫生处在《解放日报》设“卫生副刊”，提高基层民众卫生健康意识，成为群众卫生运动有力武器。傅连暲还亲自为“卫生副刊”第五期撰写《春季防疫专号》，阐述春季防疫的重要性。涂通今先后于1943年2月、1944年5月在《解放日报》刊载《略谈疥疮》《部队集体灭疥的一些经验》，提高军民对疥疮的防治意识，传播治疗疥疮的有效方法。徐根竹撰写的《延安县川口区三乡防疫工作的报告》也刊登在《解放日报》上。
发展壮大抗日医疗卫生队伍
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根据地卫生人才严重短缺，例如新四军初建时，有的支队连一个专业的医护人员都没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乡村，医疗体系原本就脆弱，战争造成大量伤员，急需医疗卫生人员。为此除了广为招募有志医护人员外，开办专科学校、培训班培养实用医务人才显得尤为迫切。军地依托军医处、医院、卫生学校等卫生机构，短训速成的方式，为抗战前方、后方补充了大批初级卫生人员，有力支援了抗战。
傅连暲领导中央卫生处及兼任中央医院院长期间，先后在中央医院开办了两期医生训练班、四期护士训练班，壮大了医疗护理队伍。
为缓解医务干部不足的情况，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叶青山带领军区上下齐心协力组织医务干部训练队，培训医生、医助37名，叶青山还亲自给训练队学员讲红军的光荣传统、党的抗战纲领等。除此之外晋察冀军区卫生部所属各单位都开办了一些卫生人员训练班。1938年9月，形成“军区卫生部培养军医、医助、司药、卫生行政人员；分区卫生部培养医助、司药、看护员、卫生员、团卫生队培养卫生员”的卫生人员培养体系。
在白求恩的推荐下，江一真受命筹建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为纪念白求恩后改名“白求恩卫生学校”），开办军医、调剂和司药班。自1939年秋开办，培养了近千名抗战医务人才，也凝聚团结了一批卫生界爱国专家学者和外国援华专家。1940年10月，叶青山离任时，全军区80%卫生人才是军区卫生学校培养出来的。此外，邓传英曾任冀鲁豫军区卫生学校政治委员，阙森华曾任中国医科大学卫生队长，为医疗卫生队伍的壮大都做出了贡献。
争取世界多种力量一致抗战
抗战期间，一些海外人士、爱国华侨不远万里来到延安，探寻中国抗战的延安力量。傅连暲曾多次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宣传我军宗旨和抗战目的。1937年，傅连暲在接受一位法国记者的采访时，讲述自己如何从一个基督教徒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他深情地说：“我感觉到我是属于一个受压迫的民族和受压迫的阶级”“我之所以留于红军中是因为我深信它指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大众之解放的道路”，展现了一个中国医生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鲜明立场。这次谈话内容经法国记者整理后，于1937年5月发表在法国出版的《救国时报》上，还印成了小册子发行。这些报道增进了世界对中国工农红军的了解，也吸引了许多外国的医务人员到延安支援中国抗战。1938年1月，时任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傅连暲积极动员赴延安的中国红十字会23、33医疗队专科医生留在延安，壮大了延安医疗队伍。
我军自古田会议就制定了救治敌军俘虏的政策。抗战时期我军依然延续革命人道主义的传统，对日军、国民党军伤病兵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938年9月，由于日军约3万人（三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疯狂扑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迁到河北平山县，林金亮配合白求恩为1名腿部重伤和1名头部重伤的日军战俘做手术，及时挽救了战俘的生命。林金亮还为两名战俘争取到翻译人员代写家书。
1943年6月，路过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驻榆林换防部队有5名士兵身患重病，其中三名士兵还得了天花。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腾出紧缺的病房用于隔离，并派出医院专业护理人员，免费救治疫病国军士兵。病好出院的国军士兵无不感激万分，交口称赞共产党和八路军。
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今天，追逐在烽火硝烟中穿梭的白衣战士身影，缅怀为全民族抗战屡建功勋的闽西籍红医，敬慕英雄们的仁心医术、济世护民，感念其明知前路艰险亦往之的家国情怀，更能激励我们追寻大道，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作者单位：福建古田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