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强
位于龙岩中心城区东郊的翠屏山，远远看去，“雄秀横顾、势若勇牛”，就像一头呈趴卧之姿的神兽。翠屏山脚下，就是新陂村。新陂村东依翠屏山，西邻小溪河，南临东山头，北接溪南坂，既方便进城，又能退守大山迅速撤离，独具地理优势。90多年前，这里曾是一处坚韧的红色据点，游击队员的脚步与接头户的暗号，曾在村中竹林与小溪田埂间织就一张无形的联络网。这里也是新罗唯一一个位于城区的革命基点村。
1929年大暴动前，新陂村有58户195人，农田200余亩，林地1000多亩。村民都以种地为生，农闲时靠挑担送货物赚运费，过着清苦的日子。就在后田发出了土地革命的“先声”后，邓子恢、郭滴人带着革命的种子来到村里。泥墙斑驳的新陂小学堂里，地下党员倪七姑握着粉笔，讲的是加减乘除，藏的是“二五减租”的真理。黄惠深、邱日富等10多个扛锄头的汉子，秘密加入农会，他们举着长矛、梭镖暴动，把土豪邱客九的谷仓打开时，金黄的稻谷流进贫农的布袋，也流成了村里第一条革命浪潮的河。
可革命从不是坦途。1931年早春，已是中共党员的邱松旺接受党的任务，前往铁山镇谢家邦村途中，被曹溪石粉村民团抓住。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游街示众，然后残忍地杀害了这位38岁的汉子。为了吓退革命的潮水，凶恶的敌人杀害邱松旺后，又把他的头砍下来，悬挂在龙岩城南门头“示众”。可当晚，村民们就冒着杀头的风险，摸黑取下那颗不屈的头颅，悄悄埋进翠屏山的泥土里。虽然经历了这样的打击，邱松旺的儿子邱祥坤依旧和母亲每天往山里送米送菜。他们把对亲人的思念藏进心里，用进山的脚步宣示他们闹革命的决心。
闽西南三年游击战的日子，新陂村作为红八团主要的游击区域之一，被划为“济匪村”，村民被强行迁走。村民邱添庆在公王坑搭起草寮，为游击队员们建起“安全屋”。他还揣着银圆混进龙岩城，把想尽办法买来的油盐、药品，甚至油纸布都裹进挑柴的担子，送给山里的游击队。1936年他不幸被捕，敌人把石灰水灌进他的喉咙，烧得他五脏六腑像着了火，可他咬着牙不吐一个字。被释放回家后，尽管自己满身是伤，他照样让媳妇苏大姑把熬好的草药往山里送。
翠屏山的月光，也照过王莲凤的茅草屋。这位新陂村的普通村妇，看着魏金水、邱锦才这些穿草鞋的人在自家商量大事，就把灶台当成了哨所。1943年民团烧了她的家，电刑在她身上留下焦痕，她闭着眼哼都不哼一声。等儿子林俊湘扶着她回家，她第一件事就是摸出藏在墙缝里的几块银圆：“快，给游击队送点盐去。”
1941年那个喧闹的婚礼，成了最惊险的掩护。民团追着邱锦才闯进新陂村时，村民黄海湘家的鞭炮声突然炸响，乡亲们端着酒碗往路口涌去，有的“醉醺醺”撞翻了民团的枪，有的拉扯着团丁说“喝杯喜酒再走”。就在这乱哄哄里，邱锦才已钻进了翠屏山的密林里。被抓的邱大姑受尽酷刑，可她只重复一句话：“没看见！”事后，邱锦才对众人说：“是新陂村群众救了我的命，他们是我的大恩人。”
从1928年夏到1949年9月，在这二十余年的峥嵘岁月里，革命老前辈邓子恢、郭滴人、魏金水、邱锦才、邱金声、张震东、吴作球、邱梅发等都在新陂村留下过足迹。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新陂村人民被烧、被杀、被抓，但始终不能动摇他们支持红军游击队的决心。
如今每到清明，总能看见村里11座烈士墓前摆满了野菊花，那是黄惠深、邱日富等烈士生前最爱的花。在村里，8位“五老”接头户的故事被不断说起，言谈之间都是有些年头的气息：邱根发藏过的盐巴罐、陈奇英补过的红军草鞋、王美英用过的送信竹筒，都留下军民鱼水深情的红色印记。新陂从不只是一个地名，而是摧不垮的红色据点。新中国成立后，新陂村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3年，新陂村改为新陂社区。作为革命基点村，新陂社区依然保留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在社区里建起了彩绘党史文化墙等，并依托社区服务建设，打造了集康复、就业、托养于一体的助残服务体系。
（作者单位：新罗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