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利人 文/供图
汉唐时期的福州港，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明代的漳州月港，清代的厦门港，并称福建历史上的四大商港。明初推行“片板不许下海”的严厉海禁政策，禁止民间私自海外贸易，仅保留有限的朝贡贸易。曾作为民间海贸核心枢纽的泉州港，直接失去贸易活力。元末战乱与倭寇侵扰，泉州港淤塞，使其衰落。而民间走私贸易，则逐渐转向隐蔽的渔村小港漳州月港。
有明一代，关于禁海与开海的论争从未停止，时禁时开，屡禁不止。海上走私贸易，特别是倭寇的侵犯愈禁愈盛。时人认识到，要消除倭患，最好的办法是疏而非堵。这是漳州月港兴起的历史背景。
嘉靖三十年，朝廷在月港建立靖海馆。嘉靖四十五年，划龙溪县及漳浦县一部分设立海澄县。隆庆元年（1567年）明王朝有限解除海禁，月港从走私港的地位成为全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彼时全漳州的农业和手工业，几乎都围绕着海洋商贸所带动的产业而进行。明中叶至清初，漳州窑瓷业及茶叶种植、乌龙茶加工制作均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
茶叶是月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
《福建茶志》《漳州市茶志》均记载，到了明朝，漳州月港对外贸易出现，并持续150年。茶叶是月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中国茶叶对欧洲贸易，月港是重要的港口。受月港贸易的带动，明末清初，龙溪县龙山、平和县大峰山、南靖县圭洋乡上洋茶远销海外。平和的大峰茶、海澄太武山茶、漳浦大帽山茶、龙溪北门茶叶也陆续兴起。据《龙海市供销社茶叶史》记载，明代后期至清初龙溪县和海澄县茶叶发展很快，那时龙溪县种茶面积达数万亩。据《海澄县志》记载，明中晚期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茶叶，年销量达2000担，多时达6000担。乌龙茶风靡西欧及世界，茶叶身价大增，出口量不断增加。
当时外销的茶叶，以武夷茶（岩茶）为主，以及安溪茶和上述的漳州茶，均为乌龙茶。直到17世纪末期，丝绸仍是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但到18世纪初，茶叶开始成为西方从中国输出的商品，且地位日益重要。到19世纪中叶，茶叶出口占中国出口西方商品总值的90%，在传统的丝绸之路上络绎不绝的是西方贸易公司运载中国茶叶的商船，丝绸之路已成为茶叶之路。“闽茶闽商对茶叶之路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武夷茶取代绿茶，使中国茶叶为欧洲所广泛接受。1740—1802年，闽北茶叶约占中国出口茶叶的35%—69%，1802—1834年约占69%—73%。闽南在出口茶种植、运销、出口方面占支配地位，甚至控制广州出口业的行商、闽籍者也占一半以上。19世纪以前，福建商人被称为海上马车夫，在远东水域贸易网络中占优势地位长达数百年。”在这“长达数百年”过程中，漳州月港、厦门港先后占据着茶叶外销的主导地位。可以说，漳州月港、厦门港是海丝茶路的始发港、继发港。
大航海时代茶叶成“绿色黄金”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中国明朝的成化、弘治、正德、嘉靖时期，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又称地理大发现。促进了地球上各大洲之间的沟通，并随之形成了众多新的贸易路线。资本主义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世界也开始从各个国家和地区相对隔绝的状态联为一个整体。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抬头，欧洲快速发展并奠定了繁荣的基础，给世界各地带来复杂的巨大影响。
明中晚期以来的茶叶出口贸易，拉开了大航海时代茶叶改变世界进程的帷幕。茶叶，被西方人称为“神奇的东方树叶”，成为举世公认的最健康、消费量与消费价值最大的饮品。1557年，葡萄牙在中国取得澳门作为贸易据点，其间，商人和水手携带少量的中国茶回国，大受欢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撰文专门介绍中国茶，他在文章中描述此物味略苦，呈红色，可治病。此“味略苦，呈红色”的茶，可确认为武夷岩茶早期的产品。茶叶是全球当之无愧的“绿色黄金”，风靡了三百多年。英国学者艾伦和艾瑞丝·麦克法兰所著《绿色黄金：茶叶帝国》一书，凸现中国茶在世界近代贸易史中的重要地位。西方上层人士认为茶最健康、能治病，每日必喝茶，成为刚需。
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将从中国月港买的茶叶载回欧洲，遂渐渐掀起饮茶之风。明崇祯九年（1636年），荷兰商人把中国的茶叶带到了法国巴黎，于是法国人开始接触到茶叶。这比英国最早接触到茶叶的时间要早22年。17世纪中期，在法国《传教士旅行记》中，叙述了“中国人之健康与长寿，当归功于茶，此乃东方常用之饮品”。此后，激发了法国人对“可爱的中国茶”的向往与追求，使法国饮茶从皇室贵族到有闲阶层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交不可或缺的内容。
《茶叶全书》作者威廉·乌克斯记述：“巴黎最初出现茶是在1636年。”《中国茶经》记述了一个重要的史实：“当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首先把少量的茶叶运回欧洲以后，就如久旱遇甘霖一样，茶叶的饮用很快在欧洲、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风靡起来，并成为西方与中国贸易的主要产物，这一过程也正好发生在明朝后期。”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进士赵翼《檐曝杂记》中说：“自前明设茶马御史，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船来，所需中国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西海以外。”讲述的“前明”即明代月港，“其番船来，所需中国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的史实，证实茶叶是番船洋商急需的物资。
明代月港茶叶从台湾转口外销
明末清初，漳州茶叶除月港直接外销之外，还有一部分从台湾转口销往东西洋，是另一条对外贸易出口通道，数量也相当巨大。
明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荷兰殖民者侵入台湾。《漳州市茶志》记载：在荷据台湾时期，荷兰人的日记、报告、通信等有关原始资料，连续26年每年都有航船装载大陆沿海茶叶，输入台湾并转运至巴达维亚城等地的详细记录。大陆转口台湾茶叶记录共有94条：载茶的航船主要从月港发出，也有从漳州（城）、漳州河（即九龙江出海口）的厦门、烈屿、金门等岛屿出发。从年份来看，呈逐年增加态势，可看出闽南漳州一带茶叶种植不断扩大的趋势，输出的茶叶持续不断。
出身于海商世家的郑成功，主张“通洋裕国”，以茶贸易养兵，为厦门港的早期崛起打下坚实的基础。晚明郑成功驻厦期间，设立“牙行”，大量出口茶叶，不容讨价还价。当时闽北一带由清政府管辖，为了阻止武夷岩茶流入厦门，以武夷山为起点的万里茶道便应运而生。武夷岩茶通过陆路进入俄罗斯，部分商品转销到欧洲，满足了欧洲上层的刚需。后来清政府开放厦门港、广州港，万里茶道便式微了。
“漳州河”月港古地图解析
康熙十六年（167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制图师艾萨克·德·格拉夫，绘制的“漳州河”（月港）地图（藏于荷兰国家档案馆），不仅展现了当时世界先进的地理测绘技术，更如同一幅凝固了时间的“历史切片”，为我们窥见明代海丝之路最后辉煌——月港在清初的真实面貌，提供了珍贵的视觉档案。
“漳州河”，在16—17世纪西方文献与海图中，指的是漳州九龙江入海口流域，即中国史籍所记载的月港所在。在长达两百余年的岁月里，“漳州河”这个名字，频繁出现在西方的航海图、探险记录与商业文书之中，从民间走私据点发展为东方最重要的贸易口岸之一，成为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衰的见证。这张地图是格拉夫根据1677年荷兰快船“萨姆森号”手绘地图的基础上绘制的。这张地图所呈现的正是在迁界与战乱双重打击之下的月港地理风貌，图中对于该区域（西起漳州海澄和冲积沙洲，北抵九龙江北岸，东至鼓浪屿和厦门岛西南侧，南到九龙江南面的海门岛以及屿仔尾沿线）的主要城镇、军事要地、岛屿、海滩、暗礁等均有标记，并对部分海域水深、抛锚地区进行了具体测绘。图中绘有“绝佳锚地”“荷兰锚地”两处，凸显了其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网络中的战略地位。文圃山（“废弃衰败的城镇”），可能是今漳州角美白礁村，明代隶属于泉州府同安县积善里。尽管在1677年的荷兰人眼中呈现衰败景象，但此地实则历史悠久，明清已是对外贸易活跃、海商辈出的热土，也是十八世纪广州十三行商总潘振承的故乡。九龙江入海口有一小岛，即圭屿（又称“鸡屿”）。周围水面宽阔，适宜大型船只停泊，曾设立水寨哨卡，盘验和稽查进出月港船只，并成功击退明天启年间入侵的荷兰舰船。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在岛上修建圭屿塔，成为月港航海标志性建筑。图中明确标注为“废弃”“废弃的城镇”与“废弃的要塞”……它们共同拼凑出一幅在明清改朝换代的巨变中，因迁界与战火双重摧折而城郭荒芜、民生凋敝的凄凉长卷。
明中后期月港外销的茶叶，以武夷茶（岩茶）为主，以及闽南乌龙茶。据史料记载，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漳州籍海商李锦等介绍荷兰商人到月港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率两只船舰抵达闽海，月港商人与荷兰商人互市，茶叶为重要商品。此后，荷兰商人来此贸易频繁。所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人员对“漳州河”（月港）有深刻印象，并有了绘制航海图的必要。
综上所述，在明代中后期，漳州月港是全国唯一合法的茶叶外销港口，也是最大的茶叶走私港口。漳州月港有十三行，其中有茶行。广州港也有十三行，闽商闽茶直接影响其贸易，直至清乾隆中期，外销的茶叶大部分仍为武夷岩茶。中国茶叶在近代走向世界，改变了全球贸易格局，改变了欧洲，改变了印度，改变了英国，也改变了中国。
茶和天下，是文明互鉴的东方密码。从古丝绸之路到如今万国相通，中国茶香飘遍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世界共享的文化瑰宝，茶叶不分国界、不问地域，承载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