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两位学生到家里拜年，让我欣喜万分。一位清华大学毕业后在省外工作多年，趁着回乡探亲特地来看我；另一位在省内某高校任教，已是教授了。茶香氤氲中，我们聊着这些年的变化，他们的成长让我欣慰。送走他们后，我坐在窗前久久不愿起身，思绪一下子飘回了二十多年前——那段激情又青涩的教书岁月。
那年我从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当地一所新建的初中校任教。这所学校由两所附中合并而成，学生大多来自偏远的山村，距离最远的双坑村有二十多公里山路。学校距镇区约两公里，依山而建。
说是学校，其实简陋得很——没有校门和围墙，空旷的土地上立着两栋教学楼，还有一栋两层的简易教师宿舍楼和食堂。与食堂相连的阅览室约60平方米，是学校最豪华的地方，课余总是座无虚席。操场是师生用课余时间平整出来的黄土地，有一条50米跑道，中间挖着几个土坑当沙坑，旁边立着两个单杆。庆幸的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学校却有一支团结向上、爱岗敬业的年轻教师队伍，教学成绩年年位居全县前茅。
那时候我不过二十出头，怀揣着一腔热血，站上了讲台。
最难忘的是家访。农忙时节，常有学生逃学甚至辍学。老师们只能靠两条腿和一辆自行车，一家一家地跑。那年秋天，班上的建明接连几天没来上课。放学后，我和几位同事骑车去双坑村，到他家时天已擦黑。低矮的土坯房里，建明正在灶前烧火，见到我眼圈立刻红了。原来正值蜜柚采摘，家里缺劳力，他是老大，只能辍学帮忙。我坐在小板凳上，就着昏暗的灯光，和他父亲聊了很久，讲读书的意义。他父亲蹲在门槛上猛抽烟，半晌才说：“老师，实在……”
回学校的路上，月光洒在蜜柚园里，我心里沉甸甸的。后来我们又去了几次，帮他申请助学金和困难补助，建明终于重返课堂。那之后，这样的家访不知多少次。雨天泥路打滑，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走到天黑，就靠月光摸黑回家。但每次看到学生重返校园时那明亮的眼神，所有的辛苦便都值得了。
年轻的我们，总想让这些山里的孩子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学校没有广播站，我就带着学生创办了“阳光广播室”。说是广播室，其实就是物理实验室里用仪器柜隔出的一个约5平方米的小房间，里面堆满杂物。几个学生清理出角落，用课桌拼成操作台，一台扩音机和一支话筒，就是全部家当。广播室由学生自编自播，当清脆的声音通过喇叭传遍校园时，整个学校都安静了。
渐渐地，广播室有了投稿箱，挂在教学楼梯口。每天早晨，负责编辑的同学都能掏出厚厚一沓纸条，有的写在作业纸背面，有的撕了笔记本一角，字迹歪歪扭扭却认认真真。那个小小的广播室，成了校园里最受欢迎的地方。
为了让孩子们见识更广阔的世界，我又成立了小记者团，邀请闽南日报社和县电视台记者来校讲课。那天，简陋的教室里坐满了学生，后排还站着许多老师。记者讲采访经历时，孩子们的眼睛都亮晶晶的。课后，一个平时不爱说话的男生悄悄跟我说：“老师，我以后也想当记者，去好多好多地方。”
有一天，刘校长找到我说：“有阳光，就应当有雨露。”于是我们又创办了“雨露文学社”和校刊《雨露》。校刊聘请闽南日报社的朱记者当文学顾问，我自己当编辑，稿件都来自同学们的踊跃投稿。我把选好的稿件反复修改后，送到县城印刷厂排版、校对，再用摩托车把刚印好的几百份校刊载回学校。山路颠簸，我骑得小心翼翼。
当第一期带着铅印墨香的校刊发到各班时，孩子们争相传阅。有个女生在文章里写道：“以前我觉得山很大，大得走不出去。现在我知道，文字可以带我飞到山那边去。”那一刻我明白，山或许能挡住路，但挡不住一颗想要飞翔的心。
激扬的文字带着孩子们飞向山外的世界，而长眠于脚下这片土地的英雄，同样需要他们铭记。每到清明，我总会带着青年团员前往白楼烈士墓扫墓。队伍从学校出发，沿山路蜿蜒而行，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到达后，团员们为墓地割草、平整，敬献鲜花，新团员在墓前庄严宣誓。山风掠过，松涛阵阵。有个男生在扫墓结束后，默默地把地上的垃圾捡起来装进袋子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腼腆地笑了笑，没有回答。多年后想起这个细节，我依然会感动——教育不就是这样吗？在那些看似平常的时刻里，孩子们悄悄长成了善良的人。
后来，机缘巧合，我进了机关上班，不再教书。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少年们如今已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走得稳稳当当。
清风不语，岁月留痕。我离开学校已有二十多年，当年的校园如今已被改建成敬老院。可那段激情的青春岁月，却总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不去。我为自己这段倾心的教书生涯感到由衷的骄傲与自豪。
今年春节期间学生的到访，让我更加确信当老师的价值：教育的意义，从来不在当下，而在遥远的未来。那些青涩岁月里的点点滴滴——课堂上的一句真诚赞美，家访路上的一身泥泞，广播室里第一次传出的稚嫩声音，校刊上第一篇发表的作文，烈士墓前那一声郑重的宣誓——那些不经意间播下的种子，都在时光里悄悄生根、发芽、开花。
而我，不过是在最美好的年华里，有幸与这样一群纯真的孩子相遇，陪他们走过生命中最关键的一程。
这，便是为人师者最大的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