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达明 文/供图
蔡元培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实行了招收旁听生的政策，帮助那些因家境贫困却又想继续深造的穷学生。这样一来，申请旁听生的学生趋之若鹜。
河南有个叫杜立冬的贫困生要求旁听，当去教务处申请时，却被告知“座位已满，不能再收”。杜立冬硬着头皮去找蔡元培。蔡元培见他紧张得满头大汗，安慰道：“你先坐下休息五分钟，五分钟后你再讲话。”当杜立冬讲明原委后，蔡元培二话不说，就和他去了教务处，对教务处长说：“多收一个学生总比少收一个好。如果说教室没座位了，那就请你现在就带我去看看。”看到校长严肃的模样，教务处长只好实话实说：“那些空座位我是想留给学校领导层的，我是怕到时你们应付不过来。”蔡元培语气严肃地说：“这样做实在不妥，我们实行旁听生制度，本意就是为了帮助那些贫困生，而不是借此助长一些不良风气。请你们马上给这位同学安排座位，也好让他安心学习。”
后在蔡元培的推荐下，杜立冬以优异成绩公费出国深造，学成后回到北大为母校效力。他感激道：“蔡先生对于家境不好的学生，丝毫没有任何歧视，总以长辈的厚德慈爱施以温暖，每每想起来，都会感动不已。”
实行旁听生政策后，个别正式注册的学生便有了些意见，形成了一种“自绝生”，竟对蔡元培提出要求：“废除考试，但要发文凭。”蔡元培听完他们陈述后，并没有发火，而是请他们坐下，并为每人倒了一杯茶，这才不温不火地说道：“你们提建议可以，但要不考试还要拿文凭，这个要求我实难满足。如果要文凭，就得考试。如果不要文凭，就不要考试。但是走出校门后，绝不能称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同时也不能有北京大学毕业的资格。”
绵里藏针的一席话，让这些“自绝生”哑口无声。他们出去嘀咕了一阵，然后对蔡元培说：“蔡先生，我们这样为难您，您还耐心加以劝导，让我们感到温暖如春。您放心，今后绝不会再为难您，只求您不要处分我们。”蔡元培微笑道：“你们都是我的学生，知错就改就好，我怎会处分你们呢？”
这次“风波”后的一天，蔡元培无意走进旁听生居住的一间屋子，看见一个衣着寒酸的年轻人，正借着微弱的灯光看书，旁边放着两个发硬的馒头。蔡元培问他叫什么，年轻人结结巴巴地说：“我叫许文钦，因为穷，没有钱办旁听证，只好混进来当偷听生蹭课。”蔡元培对他说：“你不要紧张，旁听证明天到我办公室去取，但现在，你要跟我去吃饭。”说着，就带他到一个小饭馆去吃饭。
许文钦饿坏了，旁若无人地大吃特吃，边吃边对蔡元培说：“蔡先生，我听人说北大是‘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一天到晚都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上饭馆和食堂价格一个样。北大校园里还有三种学生，一是正式生，一种是旁听生，还有一种就是像我这样的偷听生，未办手续，却大摇大摆地来校听课。”
蔡元培乐得呵呵直笑：“真有你们的，竟然总结得头头是道，把我听得都入迷了。”
许多年后，许文钦深情回忆说：“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北大蔡先生那里，我可是感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的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我的衣服虽然不够厚，自认识了蔡元培先生，我却觉得浑身是暖烘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