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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漳州，繁花似锦，游人如织。中山公园紧邻的漳州古城地段，一派“闽式生活”的从容惬意。今人或许很难想象，107年前，脚下的这片土地，曾“上映”过“愿拼热血卫吾华”的激荡幕幕——人们为声援五四运动而游行、集会。
历史不应被遗忘，历史需要细节。本期《悦读》，我们不做杂书推荐，而以虔敬之心挖掘历史。一度湮没的史料藏着丰富的信息，细细释读，令人感慨：原来，声援五四运动，漳州的表现可以这么young，这么“硬核”！
107年前的5月4日，星期日。鲁迅用一个字记录那天北京的天气：“昙”——浓云密布。
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余学生齐聚抗议巴黎和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全部权利转交日本，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举行爱国示威游行，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火烧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曹汝霖住宅。北洋政府逮捕31名学生，更激起各界人民的义愤。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消息迅速传开。5月5日上海的报纸已刊登北京发生的重磅新闻。而距北京2000多公里外的漳州，消息或许稍显滞后，但绝不会拖延太久。
人们获知五四运动，或有早晚；对这场持续发酵的爱国运动持何种态度，则牵涉各地的社会政治生态。
在历史紧要关头，漳州不仅鲜明地表达了声援立场，更以爱国之名，达成了政绅商学农各界的配合协同。
那时，各地声援五四运动的政治诉求，普遍以学生游行来表达。而通过召开群众性的“国民大会”，形成决议并以正式电文形式向外界传达的做法，主要出现在上海、天津、南京、武汉、福州、厦门、贵阳等一些较早崛起的“现代化城市”。
以上海为例。1919年5月7日，上海学生、工人、市民两万余人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国民大会，强烈要求废除密约，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会后，全市工人、店员积极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各行各业纷纷拒售、拒购、拒用日货，报纸也拒绝刊登日货广告。
上海，“十里洋场”，工商业发达，人口密集；而同一时期的漳州，现代化市政改良方才起步，即便加上驻扎于此的一支规模可观的援闽粤军，城市人口总量也远不及百万级的上海。然而，漳州民众声援五四运动的声势却毫不逊色。不仅有5月17日省立八中与省立二师师生带头、联络其他各校师生组队上街的游行，更有5月22日在漳州第一公园（今中山公园）内召开的一场浩大的“万人国民大会”。当年，民国大报《申报》在6月5日以《漳州之国民大会》为题，对此做了报道：“是日到者为闽南联合会会长及各会员，省八中学、省二师范、龙溪县立小学及各学校校长、教员、学生，商会会长，农会会长暨各绅商士庶，计万余人。”
显然，这是一场经过充分酝酿的国民大会。现场气氛凝重，“在公园之草地中搭一高台，中悬白布，书‘国民大会’四大字，旁悬两大旗。书‘誓争青岛’‘共诛国贼’各四大字。四周环以图画即师范中学各生所绘，其最足引人注意者，则青岛与中国关系之地图也，余则描写受人欺侮惨状。”大会通过三项决议：一、致电巴黎和会及我国专使，争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件及各种密约。二、要求惩办卖国贼。三、抵制日货。
爱国是人心，声援是公义。人心所向、公义所归，若要化为“万人国民大会”的实际行动，还需诸多条件的配合。
漳州之所以能如此“大张旗鼓”地声援五四运动，首先得益于“大环境”不在北洋政府的掌控中。1918年，在桂系的侵扰下，粤军以“援闽”之名进入漳州，击退北洋李厚基势力，建立起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护法区。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主政漳州，定期向孙中山汇报市政计划及进展。孙中山也通过书信指导护法区建设。
其他一些城市，学生与市民自发声援五四运动的游行，往往遭到军阀不同程度的镇压；相比之下，漳州几乎无此等阻力。更有甚者，主政者还公开“背书”支持。在那场“万人国民大会”上，陈炯明“亲至公园演说，鼓励群众”。会后，陈炯明缮写电文，向北洋军阀主导的北京政府转达其治下各县政府和人民团体的意见，表明严正立场：“青岛问题关系至重，倘若屈服，则中国几无独立国资格。当公理正义伸张之时，犹有此辱国丧权之事，而今而后国爰以存，伏望诸公坚决主持，勿稍挠屈。闽中民气愤慨甚深，一息尚存，断难隐忍……”
修筑新式城厢马路、“整齐化”沿街商号和民居，建造漳州第一公园，以一种“平民的精神教育”改良社会——联系陈炯明在漳州推行的一系列惠民新政，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声援五四运动的种种言行是出于真诚的。毕竟，一个亟欲“在军阀构乱中拓出一片干净土”的主政者，其心坦荡，不屑于故作“爱国”姿态以获取政治资本。
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充任先锋、主政者予以加持，两者固然重要，不过，绅商群体的力量亦不容小觑。他们掌控着城乡庞大的经济资源和人脉网络。
龙溪县商会创办于光绪年间，其中的绅商是漳州社会握有实权的地方精英。商会会长往往由漳州城知名商号的殷实商户担任。援闽粤军入漳后，军事权虽转由陈炯明率领的粤军掌握，但原生的社会结构并未发生大的变动，基层治理仍离不开绅商群体的扶持。绅商们深谙本土的社会网络与处事原则——粤军推行新政，需要他们提供社会支持；地方公共事务的决策，需与他们协商；而决策的实施，更离不开他们在各自辖区的推动。
那时，龙溪县商会会长是孙宗蔡。
孙宗蔡经营的椿记纸行，纸品远销东南亚。他还集资兴办龙溪电灯公司、漳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投身“实业救国”之前，孙宗蔡曾有一段“教育救国”的经历。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倡办新学。孙宗蔡率先在漳州城西文昌宫（今东铺头小学）修建校舍，筹办县立两等（初等和高等）小学堂，并担任学堂堂长。后又筹办四隅小学堂。小学堂设国文、算学、修身、图画、手工、游戏等课程，男女兼收，成为漳州新学之先导。
目前虽无孙宗蔡关于五四运动的直接言论可考，但历史事实已昭示了他的态度。1919年5月17日，漳州各校学生组队上街游行，曾绕道打锡巷，逗留龙溪县商会门前，推选代表谒见孙宗蔡。两日后的5月19日，龙溪县商会开会，作出了三项决议：通电全国商界一致抵制日货；调查漳州地区出售日货的商铺；“储金救国团”继续进行工作，同时分别通电南北政府当局，请转巴黎和会代表拒绝签字。
藉着龙溪县商会的号召力，漳州商界的各“途”（行业）、各商号迅速行动起来。凡日货之名称牌号样式，调查清楚后便不再贩卖。应该说，当时漳州商界也明白，抵制行动首先关注的不是抵制的实际效果，而是在国难危急之际拼出的一种国民志气。凭着这股志气，“万人国民大会”后，龙溪县商会清查出一批日货和200多包日糖。日货当众焚毁，日糖则投入九龙江中。
漳州各界声援五四运动前后持续三个多月。其间适逢漳州第一公园修建，“盖不仅为郡人卫生计，亦欲为世界文化稍引其机绪也”。那时，公园虽未竣工，但其作为民众公共空间的角色已提前铸就。公园见证了漳州民众的多场集会，其中有一场专为追悼五四运动中牺牲的三位北京学生，1919年7月10日的《申报》曾就此刊发报道《纪漳州之追悼大会》：“漳州绅商学农各界，于六月二十八号上午在公园开追悼北京学生郭钦光、周瑞琦、徐日哲三烈士大会。先期通函各机关局所、各学校、各团体征求挽联，祭文诔词均于前一日先后送到会场，计八百余封。自早晨八点钟，各界人士陆续到场，至九点钟时已到万余人。幸有此广阔之公园方能容之……”
……
白驹过隙，浮云苍狗。今天的我们即便循着搜罗到的一些旧报、旧影资料，也已无法重返历史现场。不过，时隔百年回望，我们依然能看见许多年轻的面孔、坚毅的身影，长歌有热泪、演讲有热肠。当然，循着声援五四运动的震荡，我们也得以追寻漳州融入新文化的点点印记：1919年9月，陈炯明在漳州颁布《振兴教育令》，废私塾，继而改设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随着“新闽学书局”的开办，《新青年》《新潮》等新文化刊物在闽南广为传播，继而《闽星》半周刊、《闽星日刊》等地方刊物推波助澜，马克思主义传播至九龙江畔，漳州一度成为“中国南部革命的中心”“中国革命青年和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朝圣地”。⊙黄舒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