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纸质书，大学读文学的四年里，看的却全是电子书。2019年，我踏入大学校门，从未想过纸质与电子有什么优劣之分，只是选了适合的。
大一刚入学，系里发来教材书单，抱持“好学生要买好书”的心态，我稀里糊涂全部购入。后来才知道，里面的整套书目例如《中国历代文论选》，只是推荐，上课用不到。我的宿舍是上床下桌，这些教材填满了桌下的柜子，每天上课前都要费心思挑好。
开学后，每位老师都会在上课之初或临下课时，冷不丁翻开一页列着必读书目的PPT。“根本看不完”，是我和同学常挂在嘴边的抱怨。我从此认识到电子资源的必要性：要看的太多，借得到的太少，置物空间也太小。
“中国当代文学史”课上，老师列了一张长长的书单，大概有200本，其中有30多本必读。我就从第一本——《我们夫妇之间》开始，拿着iPad，在“微信读书”等平台一本本地啃。最让我忘情的是《红高粱家族》，遇到不爱听的课，我就坐在最后一排“埋头苦读”，两天就读完了。
只有找不到电子资源时，我才会求助于图书馆。图书馆里有些书太破旧，纸张变色不说，还有股难闻的霉味儿，读的时候感觉生命力在被吸走。即便如此，我也很少买书，因为毕业还得给它们“善后”。
当然，也有人拒斥电子化阅读，紧紧地抱住纸质书。我有位朱同学，平时不擅和人交流，但一聊起文本，就双眼放光、语速紧迫，有太多要吐露。大三时我去他宿舍“串门”，往他那望了一眼，大为震撼：桌上只有书，叠起四五层。临毕业，朱同学把书悉数归还，桌子空荡荡的。
我对纸质书的爱，也是大学毕业前夕建立的。
毕业论文答辩完，指导老师让我到办公室随便挑一套书。他的办公室大概5平方米，人坐在中央，四周除了一张桌子、一道门、一扇窗，堆满了书，颇有种“四面受敌”的感觉。
我感觉送书像送别，迟迟下不了决定。我说，要离开学校了，书搬来搬去，太麻烦，还是不要了。老师执意让我搬走了一箱《萨特文集》。我很兴奋，特地发了条朋友圈。回宿舍后，细细观察每一本的装帧，隔着塑封膜摩挲封面的凹痕。
毕业答辩结束意味着该收拾行李了。宿舍楼旁多了一对收旧书的夫妇。一个晚上，我约了历史系的马同学，一起去卖书，我先拿了一些教材，太多也抱不动。收书的大叔浑身酒气，手执一杆秤。印象里，收购价是5毛一斤，我卖了十几块。马同学很聪明，提前在宿舍称了重，指出秤有问题，由此多得到一枚硬币。
被买走的书胡乱丢在地上，等待一个麻袋“包罗万象”。我决定，剩下的书不卖了。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顿早饭，是和樊同学吃的。樊同学给译林出版社投稿获过奖，收到若干图书作为奖品。毕业前夕，他叫我去他宿舍挑几本。几天后，等我敲开他宿舍的门，他却改口道：“你选一本吧！”我立马察觉，问他怎么从几本变成了一本，我俩哈哈大笑。
离校的上午，我和樊同学道别。他闭着眼，紧握我的手，用力摇了几下。我不知道说什么，笑了笑，拖着行李走了。
行李里有我向他“讨要”的三本书，《轮下》《树上的男爵》《喧哗与骚动》，还有老师送的《萨特文集》，以及入学初不慎买的《中国历代文论选》。 ☉善 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