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喜勇 王淑娟
说起黄道周，多数人印象里是这些标签：明末硬骨头、理学家、大书法家、民族英雄。史书里一句“严冷方刚，不谐流俗，公卿多惧畏之”，更是把他钉成了一副不苟言笑、刻板迂腐的老夫子模样。可深入读黄道周会发现，他从不是冷冰冰的道德塑像，而是个把“傲”刻进风骨、把“谦”藏进日常的鲜活之人。他的傲，从不针对凡人；他的谦，也从未献给权势。
黄道周的傲，是官场里最扎眼的那股“不合时宜”。
明代天启二年（1622年）考中进士，旁人都忙着拜码头、攀权贵，他刚入仕途就拉着文震孟、郑鄤约好要弹劾魏忠贤。即便中途因母亲之事作罢，这股心气也从未散。天启五年（1625年），他不过是个小小的讲经筵展书官，在魏忠贤权势滔天、众人皆匍匐膝行时，他偏要平步直走，当着满朝文武破了谄媚规矩。这份胆量，从不是单纯的莽撞，而是骨子里不肯低头的傲。事情闹僵后，他干脆主动乞休回乡，连给魏忠贤构陷自己的机会都不留。
崇祯登基，阉党倒台，黄道周回京复职，却撞上了袁崇焕蒙冤、次辅钱龙锡被株连的冤案。满朝文武心里都清楚钱龙锡是冤枉的，可没人敢触皇帝的霉头，唯有黄道周挺身，上疏为其鸣冤。崇祯帝怒令黄道周反省，他非但不退缩，反而接连上疏坚持己见。公道是争来了，黄道周却被停职贬官。临行前，黄道周再上奏折，把朝廷弊病、崇祯用人失当一一戳破，直言要皇帝近君子、远小人。彼时的崇祯帝刚除阉党，心气盛、听不得半句批评。满朝缄默，唯有黄道周敢做那个“逆龙鳞”的人。这份舍我其谁的傲，从来不是目中无人，而是守着心中道义，不肯媚向强权。
明代崇祯九年（1636年），黄道周时来运转，一年内连升四级，几乎要入阁拜相。换作旁人，定然谨小慎微、竭力讨好，可他半年内接连六次辞职。他在信中自剖：身处繁华京城，却交游尽绝，周遭皆是勾心斗角。高官厚禄于他而言，从不是追求，反而是精神煎熬。他的傲，是不屑于同流合污，不愿在污浊官场里消磨本心。
后来杨嗣昌、陈新甲“夺情”入阁，黄道周再次上疏弹劾，引发了那场著名的“平台召对”。面对崇祯帝，他毫无惧色，据理力争纲常伦理，逼得皇帝下不来台，他则被连降六级。这场临场的针锋相对，没有丝毫算计与怯懦，皆源于内心坚守的高贵与自信。
明朝覆灭后，南明朝廷数次请黄道周出山，他只看是否符合抗清大义。弘光朝内斗不休、无心复国，他便坚决推辞；即便被迫就任礼部尚书，他也很快抽身离去。潞王监国典礼上，众人皆着华服，唯有他一身素服，格格不入却坦荡磊落。隆武时期，兵权财权尽在郑芝龙手中，对方只想拥兵自保、无意抗清，黄道周明知不可为，仍召集一群书生，拿着锄头扁担毅然北上。
兵败被俘后，清廷以高官厚禄劝降，他不为所动，痛斥洪承畴等降臣，从容赴死。这份宁死不屈的气节，是他一生最大的傲。他一生与东林党交好却不结党，身居高位却拒收贿赂、不徇私情，在明末贪腐横行的官场里，他的清廉与刚正，本就是一种孤高傲世。
黄道周的傲，是不迎合、不苟且、不妥协，可这份傲从不是待人的傲慢。褪去官场的刚硬，生活里的黄道周，藏着极致的谦卑与温柔。
蒙冤受廷杖后，他拖着伤痛写下《杖后示儿书》，信中没有怨天尤人，只细细教导十岁的儿子：事亲要孝，事长要顺，待人要诚敬有礼，对先生尊敬，对兄弟友爱。最动人的是他特意叮嘱儿子，不可随意责骂家童仆役，因为他们也是人子，同样有体面与尊严。
对皇帝，他敢据理力争，这是傲；对身份低微的仆役，他竭诚相待，这是谦。他的傲与谦，不是矛盾的两面，而是一以贯之的本心：不向权势低头，不欺辱凡人。
生活里的黄道周，没有半分理学家的刻板无趣，反而率真风趣、谦和可亲。
黄道周14岁游历广东博罗，写下《罗浮山赋》，被誉为“闽海才子”，在当地广交好友，备受欢迎。当地显贵争相许婚，他却一一婉拒，多年后回忆此事，毫无得意之色，只坦诚年少不懂男女婚配之事，这般率真，哪里有半分老夫子的迂腐。
在北京租住陋室时，苍蝇成群，扰得他无法读书写作，他非但不烦躁暴怒，反而写诗与苍蝇“置气”，把小人比作苍蝇，趣味十足。被削籍离京时，他还特意写诗与苍蝇道别，戏称其为“旧知”，苦中作乐的豁达，尽显可爱。
回乡过年，因归家太晚备不齐除夕祭品，黄道周正愁眉不展，朋友送来两只鸡，他便立刻喜上眉梢、手舞足蹈，连连道谢。没有理学大师的架子，只有一个凡人的真实与烟火气。即便身陷死牢、等待行刑，他依旧不失幽默，假意归顺讥讽清廷，巧用对联痛斥洪承畴，于生死关头仍保有风趣与风骨，才是真正的内心强大。
黄道周的一生，傲与谦被他演绎到了极致，却又完美相融。
他的傲，是傲上不傲下：对权势不卑躬屈膝，对道义寸步不让，不随波逐流，不蝇营狗苟；他的谦，是谦下不谦上：对平凡人心怀尊重，对生命平等以待，不盛气凌人，不恃才傲物。
世间多的是对上谄媚、对下骄横之人，把权力当作待人的标尺，而黄道周始终以本心待人、以道义立身。他的傲，是风骨；他的谦，是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