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佳
4月23日是“世界图书与版权日”，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都是倡导尊重知识产权的日子。说起图书版权保护，很多人都以为这是现代文明的衍生品，殊不知在笔墨传书的古代，盗版早已是羁绊文人墨客与书坊从业者的顽疾，也藏着古人守护心血创作的辛酸、坚守与智慧。
最早的盗版记录可远溯至唐朝。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代，中晚唐时期印刷技艺日益成熟，一些不良商人便开始“铤而走险”了。大诗人白居易的《长庆集》还未成集，就有人把他的诗汇总编纂成书。元稹为白居易诗集作序时感慨：正版还未面世，市面上已有多个雕版印刷的白居易诗集了。
到了宋代，活字印刷术出现，民间书坊遍地开花。苏东坡还未等他自己编订，市井坊间冒名的“苏轼文集”竟有二十多种。他写信抱怨：“他们把我的文章拿去刊刻也就算了，还往里面塞别人的文章凑数，我恨不得毁掉他们的版子。”朱熹自筹资金刻印《论孟精义》，结果浙江书商立马翻印并低价抢占市场。朱熹无奈自嘲：“此举殊觉可笑，然为贫谋食，不免至此，意亦可谅也。”
有盗版，必有反盗版。南宋绍兴十五年，朝廷下诏要求：民间书坊刻书，须先经官方审核备案。宋版《东都事略》刻着：“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朱熹的《四书或问》还未出版就遭盗版，只得求助官府销毁版子。他的表侄祝穆编了《方舆胜览》，向官府申请“版权”保护，将保护榜文刻在书中。
到了明代中后期，图书出版业更为发达，随之而来的“盗版风”更是愈演愈烈。有个有趣的故事：晚明作家兼出版商余象斗，一面痛骂盗版商人“袭人唾余，无耻之甚”，一面却拿别人的书版挖改重印，换上自己的名字。由此看来，严以待人、宽于律己的“双标人”，古已有之。
明末清初的李渔，他的《闲情偶寄》畅销全国，盗版跟着满天飞。听说苏州盗版猖獗，他只身前往购买盗版书，取得物证后向官府举报。苏松道的孙道台查明后封存了全部盗版书，并颁发禁止翻刻公告。李渔又要求得到授权的书商加盖“正版防伪印章”，这版权思维比西方的《安娜法令》早了半个世纪。
清代郑板桥在《板桥诗钞》卷末刻广告：“有人翻刻，切莫见怪。不是板桥小气，实在是刻书工本太大。若是翻刻的人能送我一百部，我就随他去了。”他还写过更狠的话：“死后如有托名翻版，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一个大画家，被逼到用鬼魂诅咒盗版商，可见维权之难。
从苏轼的“欲毁其版”，到朱熹的“自嘲原谅”；从祝穆的“官方榜文”，到李渔的“亲自取证”；从余象斗的“盗亦有道”，到郑板桥的“厉鬼击脑”，古往今来，从手抄到雕版，从铅字到数字，载体变了、人性没变，盗版与反盗版的较量从未停歇。如今，体系化、全方位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正日趋健全，唯希望每一份原创的心血，都能得到更好的尊重与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