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对人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在利益面前，许多人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能保持一颗平常心。此时的人性就像被置于显微镜下的微生物，各种复杂而隐秘的特质被无限放大。但也有例外，最近读了学者周立民先生的《老派：闲话文人旧事》一书，读到了两件和利益有关的资料，给了我很大触动。
郑振铎先生是著名学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图书文献濒于毁灭的边缘，郑振铎心中痛惜不已，便决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抢救这些宝贵的文献。因此，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奔走于各个书店之间，为国家抢救出了大量的珍贵文献。但他和家人却过着清贫的生活，最困难的时期，甚至不得不卖掉自己的藏书换取柴米油盐。朋友们见他这样不容易，便在背后商量，要给他一份生活补助。然而，郑振铎得知此事后，竟然坐立不安，于1941年2月26日致信朋友，声明了自己的立场：“唯近有一事，殊使弟深感不安，不能不慎重声明素志。盖顷从某友许获悉森公曾去函尊处，述何先生意，欲按月付弟以若干报酬。此事殊骇听闻！弟束发读书，尚明义利之辨，一腔热血。爱国不敢后人。一岁以来，弟之所以号呼，废寝忘食以从事于抢救文物者，纯是一番为国效劳之心。若一谈及报酬，则前功尽弃，大类居功邀赏矣，万万非弟所愿问闻也……”
郑振铎先生的一番话语，掷地有声，尽显先生高尚的人格魅力与坚定的道德操守。在义与利的艰难抉择面前，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这种对义利的深刻理解和坚守，在那个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时代，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1958年第19期的《文艺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是《必须减低稿费和上演报酬》，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呢？竟然是曹禺先生！他在文章中强调：“作家的稿费应当大大减低，已成了从事创作的人们的普遍要求。作家应该是一个普通劳动者，他的生活与待遇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该有悬殊……”
曹禺先生本人便是作家，却呼吁国家降低稿费标准，是不知道钱好花吗？是大脑中的哪根神经搭错了吗？都不是。他之所以要发出这样的呼吁，是因为在物质福利面前，他处之坦然，把文艺创作当成了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他的选择，印证了其艺术本心的未泯，也包含了对理想主义的坚守。
郑振铎先生与曹禺先生，在利益的暗夜中闪耀着纯净而坚定的光芒。他们用行动诠释了何为“干干净净的灵魂”，那是在义与利的天平上，始终坚守正义与良知；那是在物质与精神的抉择中，毅然选择精神的富足。他们的态度，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让我们看到了在利益面前保持清醒与坚守的可贵。
⊙唐宝民 文/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