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树根
立春一过，春节的脚步声便悄然在耳畔响起，唤醒了大溪两岸。岸边的芷草与兰草郁郁青青，芒果树争先恐后地绽出细小花蕾，散发出幽幽淡香。榕树披上新绿，与枝头小鸟柔声呢喃；花圃里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花，伸出调皮的幼枝。一转眼，市区钟法路两旁的树上挂满红灯笼——哦，春节又至。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是每个中华儿女心中最深的图腾。说起来，我印象深刻的春节还是少年时代在学埕大厝里度过的，那年味纯粹、和顺、虔诚、感恩、充满仪式感。
学埕大厝的春节，从“除尘”开始，一直持续到正月初九“拜天公”结束。除尘通常在腊月十六前完成，用的是新砍的竹枝，绑成扫帚，细细扫去屋顶的灰尘与蛛网，再把门窗屋里屋外、边边角角洗刷一遍，整整一天，才算妥帖。
记忆里，没有腊八的影子。前些日子特意翻看《南靖县志》与《长泰县新志·地理卷》，均未见记载。南靖与天宝紧邻，风俗相通，大约是不过腊八的。倒是在腊月十八晚上，要“谢天公”。母亲跪拜时那虔诚的神情，至今历历在目。我常在琢磨：腊月十八“谢天公”、正月初九“拜天公”，或许正是农耕时代“天人合一”最朴素的表现——敬畏自然，感恩天地。
除夕这天是整个春节期间最忙的一天，也是小孩最快乐的一天，这天可以穿新衣、可以吃到一年中最丰盛的晚餐、可以拿到红包。说到红包，我们非常羡慕大姐，记忆中1981年到1984年总比我们多一包而且金额巨大，1981年的除夕外曾祖母拄着拐杖踮着三寸金莲嘴里叼着喇叭香烟站在大厝前的埕面上，把我们四个小孩集中在一起，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递给姐姐，说这是姐姐（14岁）印瓦片减轻家里负担的奖励，并教育我们要听大人话爱姐姐，然后一手夹着香烟一手拄着拐杖，转身踮回去，留下三个失望的小男孩，事后知道那红包1元2角，当时她的大儿子老棉花（二叔公）当农业银行储蓄所主任工资才50多元，每个月给父母各5元，1999年小兔子（女儿）出生她外公来看孙女红包也是1元2角。
除夕那天，全家总动员，父亲掏空尿缸（上世纪每间卧室都有）挑到南门浇菜地，摘菠菜、葱、芥菜、萝卜回来，下午贴春联和杀鱼。母亲上午最重要的事就是大厝后厅祭祖，整个村直至整个芗城区年末祭祖都是儿媳妇。我常困惑：这样慎终追远的大事，为何由“外来”的儿媳独自主持？前些日子我读了《葬经》才略略明白，后裔与祖先“骨血相融”。如此想来，儿媳祭祖便有了三重意义：一求全家平安，祖先自会护佑；二求自己在家中立稳脚跟；三也为将来百年之后，在另一个世界能有“一席之地”。
祭祖的供品，极为丰盛。年夜饭上的鸡鸭鱼肉，必先让“老祖宗”尝过。当时母亲很会持家：鸡鸭的头、腿、尾椎剁下，余下的对半分开——一半挂在窗前，待正月初九“拜天公”后，连同一些肉煮粉丝，分送给亲戚长辈（老家天宝各村都有这种风俗，称提粉肉，是一种感恩的仪式）。
转眼春节又过了。恍惚中，一盏灯照亮记忆的角落——学埕大厝前的石榴新芽长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