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山梁 文/供图
位于云霄县云陵镇彩龙大道的七星山林太史墓园林内右侧的“望龄亭”，是为了纪念“望龄到此庐墓三年报答师恩”一事，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激励后人而建。建造方在亭前左方立了一块《陶望龄亭简介》小牌子，记曰：“据传，林警庸公逝世时，陶望龄在此建亭为其守墓三年。2000年于旧址重修此亭。”
步入“望龄亭”中，立一方高约2.2米、宽约0.9米的花岗岩石碑扑面而来，不得不让人肃然景仰。石碑正面阴刻“陶望龄纪念亭”，背面阴刻“陶望龄庐墓处”的碑文，如是而言：
明万历十一年（公元一五八三年），警庸林公督两浙学政，至绍兴举行岁考，生员陶望龄因故误期未参与。公闻望龄文名，为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特许其补试。补试之日，望龄携斗酒入，悠然独酌，日将夕酒醒，磨墨展纸，洒然而就。公阅卷，赞曰：“此异士也。”遂将其拔居榜首。此事引起直指使不满，上弹章，公为之参劾挂职。后望龄于万历十七年举会试第一（会元），殿试一甲第三（探花），众始信服公之神识。望龄历官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万历三十二年，林公卒，相传望龄到此庐墓三年报答师恩。
本会为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激励后人，特于此处建亭树碑，予以纪念。
云山书院董事会 公元二〇〇〇年九月
环亭而视，该亭为六角亭，在六根石柱上，还镌刻有三副鎏金对联，述尽了“林警庸公慧眼识英才，陶望龄庐墓报恩”的佳话，见证了“孝道传佳话，高风留直声”的传奇。三联分别是：
忠廉知士宗师慧眼识英秀，风骨辨骚学子金尊洒妙文。
两浙鉴衡留仰慕，云山庐墓答师恩。
史笔遗馨三年孝道传佳话，亭霞焕彩一代高风留直声。
陶望龄是何许人也？与此墓主人林警庸公究竟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陶望龄（1562—1609），字周望，别号石篑，人称石篑先生，晚年榜所居曰“歇庵”，学者又称歇庵先生，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越城区）人。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探花，初授翰林院编修，终官国子监祭酒。卒，谥文简。是明代后期著名理学家，阳明后学的重要代表。
陶望龄出身书香世家，深受家风熏沐，自幼聪慧，虽在稚年，便进止有度，俨若成人。少儿时就明确表示“欲为圣人”，向人询问成圣之道。后来，他笃信阳明致良知之教，认为历代圣贤对圣人之教的表述虽有不同，实则“东海西海，廓尔同心；先圣后圣，居然一揆”，在本质上是同一种学问，即心学。这种学问到了王阳明而发扬光大，他强调指出“古今谈道术者不焉不盛矣，而未有如阳明先生”。在他看来，阳明所揭之良知即是对人的本心描绘，是尧舜以来圣圣相传之道，阳明先生则是数千年来古今道统的传承者。在阳明传人中，他十分尊崇王龙溪、罗近溪二人，特地辑编《近溪语要》，成为心斋、近溪一派的传承者；同时，又与周汝登倡道越中，阐发王学，成为龙溪一脉在越中的重要传人。
而墓主人林警庸公则是漳州民间所称颂的“林太史公”（亦有称“林太师公”）林偕春也。林偕春（1537—1604），字孚元，号警庸，晚年自号云山居士，云霄县佳州村郭墩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第三甲第三十六名，赐同进士出身。初授翰林院检讨，升编修，擢湖广按察司副使，改浙江提学副使，终官湖广右参政。据说，林偕春在任浙江提学副使期间，恰逢绍兴府举行岁考，陶望龄因故未能按时参考，林偕春破格准予补试。补试时，陶望龄携酒入场，悠然独酌，好似不将补试一事放在心上的样子，直到夕阳西下，还沉醉在梦乡之中。监考的堂吏见状，便禀报主考官林偕春，林偕春淡淡而言：“这是一名异士也，姑且随他便吧。”过了片刻，酒醒之后的陶望龄，磨墨展纸，下笔著述，动作流畅，洋洋洒洒，有如行云流水，令人叹为观止。其间，林偕春取其稿而阅览，脱口而赞：“吾固知异士。”遂将其取居榜首。对于此事，漳州及相关县份的志书亦多有记载，如清光绪《漳州府志》载曰：“林偕春督学两浙时，会稽陶望龄因岁考不与，补试之。日携斗酒入，悠然独酌，若不以试事为意者。日将夕矣，尚沉醉未醒也。堂吏以告，偕春曰：‘此异士也，姑听之。’望龄酒醒，磨墨数回，洒然下笔。偕春不待终篇，取稿视之，曰：‘吾固知异士。’取冠首名之上，既而魁南宫。”清嘉庆《云霄厅志》、清康熙己亥《平和县志》、清康熙《漳浦县志》等地方志书，也都有类似“林警庸公慧眼识得优秀才俊陶望龄”的记载。与《陶望龄庐墓处》碑文前半段的描述，相差无几。
陶望龄在《湖广参政警庸林公墓志铭》中，亦有提及此事：“望龄为诸生时，客游燕，不及试事，与其曹百人补试睦州。先生发牍首予，以仁和进宪副张君鹗鸣次之。翌日，复悬花红，环城而呼。会予发去，不可及。补试生率傝冗，畏主司意，不复望花红也。檄来，复以冠先所试诸士，予廪食。于是庠士大讙，争言以父故私之。先生初不知望龄谁氏子也，闻谤，抚心而欢，愈益诵言：‘两浙士有先望龄举者，吾不复相文。’后名第偶符，先生为一笑。而望龄绝痴钝，德业无所底，每事后人，此非先生所及也。”其弟陶奭龄在《先兄周望先生行略》中亦载曰：“时闽儆庸公视学两浙，有知人鉴，见先生牍，绝叹赏，以为浙士无两，县花红，遍索之。”从陶氏兄弟的诸文中，可见“林警庸公慧眼识得优秀才俊陶望龄”之事，凿凿真实，只是对事件过程的描述，有了些许修饰而已，但无妨大碍。
至于碑文中所提的“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林公卒，相传望龄到此庐墓三年报答师恩”一事。窃不敢苟同！我认为，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而已，并非事实。林偕春逝世的万历三十二年三月，陶望龄充任廷试受卷官；四月，就以身患疾病为由，向朝廷请求归家疗养。抵家后，陶望龄便一心一意侍奉身患重疾的母亲，数月不离床笫。次年（1605年），朝廷诏令陶望龄担任国子监祭酒，其又以母患身疾为由，上疏力辞不赴，最后，朝廷同意其以国子监祭酒的新官衔在家休养。陶望龄归家后，一心研修学问，筑室延师，与之晨夕相处，同修圣学。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卒于家。而林偕春殁世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九月，正是陶望龄在家侍奉母亲的紧要关头，甚至不惜放弃就任“高官要职”，也要奉养慈母。由此不难想象，以孝闻名于世的陶望龄，是不可能抛弃卧病在床的至亲，而远赴千里之外的云霄，庐墓三年。可见，陶望龄是没有时间，也无法分身赴闽为林警庸公守墓三年的。
同时，陶望龄在《湖广参政警庸林公墓志铭》中也提到：“先生病革，属其嗣子毓榛曰：‘铭我必陶氏子。’故毓榛走数千里，以户部侍郎卢公状乞铭，告曰：‘某月日，葬某地。’望龄辱先生知，无以报，乌敢辞弗铭？”文中，陶望龄至少表达四层意思：一是林偕春临终遗言交代嗣子林毓榛，其《墓志铭》应当请陶望龄撰写；二是林毓榛遵父嘱言而远走数千里，到越地会稽县，恳请陶望龄而作《墓志铭》；三是林偕春逝后，诸如“何时葬于何地”等具体细节，陶望龄是在林毓榛到了会稽之后才得知的，事先完全未知；四是陶望龄是以感恩报答之心，而作《墓志铭》的。如若碑文所言“望龄到此庐墓三年报答师恩”一事是真的话，则林毓榛就无需费时费力，远赴千里而求得《墓志铭》。
尽管“望龄到此庐墓三年报答师恩”只是一个传说，但也寄托云霄，乃至漳郡民众对阳明后学陶望龄先生的一片褒奖之情，正如柱联所言：“三年孝道传佳话，一代高风留直声。”我想，矗立于林警庸公墓前的“望龄亭”，不知可否理解为陶望龄先生陪伴林警庸公“庐墓报恩”的一个注解，只是时间不是三年，而是长期，直到永远……因为，事“孝”乃是良知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