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晗
《局外人》带来的震颤，是从第一句话开始的。
“妈妈今天死了。也许是昨天，我还真不知道。”
文学史上有许多名开头，《双城记》的矛盾修辞，《百年孤独》的时空折叠，《安娜·卡列尼娜》的格言开篇。它们展现了语言的精妙，建立了某种范式，就是在短视频横行的今天仍可看出，这类语言逻辑范式足够吸睛。
但加缪的这个开头不追求技巧，只提供一种精神的震颤。
默尔索收到母亲去世的电报，没有哭，甚至不确定母亲死亡日期具体是哪一天。葬礼上他未曾落泪，只觉困乏。葬礼结束后，他立刻约女友看电影、共度良宵。面对周围人的关心，他意想不到，身体倦怠，精神上觉得无意义。在常人看来，这无疑是冷漠绝情的。而最终，他正是死于社会对这种“冷漠”的审判。
默尔索因意外杀人被捕，他认罪，且事情清楚。坏就坏在，媒体、检察官、庭长的关注点悄然从犯罪事实转向了犯罪心理的求证。他们逐一核对默尔索在母亲死后未曾哭泣、不愿意见母亲遗容、葬礼上未曾默哀而径直离去这些事实。在道德魔鬼的掺和下，事情越发严重。最终全场认定“凡是没有在母亲葬礼上哭泣的人都应该被判死刑”。
乍看此书，这个结论给人深深的不适感。这也是加缪写书的目的。深入想想，为何会如此不适？为什么会不自觉地背上道德枷锁，在面对此类问题时主动套用社会规则？
其实社会本一无所有，是必要的运转赋予了规则意义。讨论道德存在必要本身就类似没有道德；同理，讨论社会规则或可视作反社会规则。但加缪不妥协，偏要用《局外人》的理性—荒诞去做一个物极必反的试验。理性到极致，就是难以理解的荒诞。默尔索的“罪”，在于他从不说谎。善意的谎言、委婉的表达、安慰人心的误导，这一切他都没有。他始终真实，从不隐藏内心想法。而这立刻让社会感到了挑战——一个不参与表演的人，本身就是对表演者的否定。
全书最震撼的部分在结尾。神父前来“拯救”默尔索的灵魂，要求他凝望石头，那是“造物主神圣的脸”，反思自己是否期盼另一种生活，是否对希望失去了念想。默尔索的愤怒在此爆发：“终有一日，其他所有的人也会被处以死刑，没有特例，包括你自己，无法逃脱。这么来说，遭到谋杀的控诉，只因为不曾在母亲下葬之日落泪就被处以极刑，也无关紧要。人人都有罪，那么获罪前做了什么就更无足轻重了。”
这一刻，被审判者成了审判者。神父接到了来自默尔索的死亡判决，双目含泪，转身离去。
我始终觉得，凝视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要求默尔索凝视石头，而神父却可以凝视默尔索——这本质上是对主体性的剥夺。当社会的表演极度虚伪，每个人都追求功德圆满的演出时，判处不说谎的默尔索死刑，反而让他获得了平静。
最后的顿悟来得突然而深刻。默尔索开始渴望行刑日的到来，为了善始善终，为了不再被视为异类，为了功德圆满。“看热闹的人有很多，他们全都冲着我大叫大嚷，满怀仇恨。”加缪的“荒诞产生于人类呼唤与世界理性之间的对峙”，在这里得到了最具体地呈现。
从《局外人》不难看出，加缪眼中的自由是有限自由，受制于物理世界的死亡、疾病，和社会结构中的限度。荒诞也是自由的敌人。但他仍充满信心地给予大众一个理念：行动即反抗。无需结果证明，只需行动起来，在荒诞中彰显尊严。就如同默尔索困于桎梏这已无法改变，但他的精神并未画地为牢，作为默尔索故事起点的“诚实”，最终被他牢牢守护住了。
不过《局外人》没有给出对抗荒诞的具体方法，只有价值指向。但透过默尔索，我们至少明白：在荒诞世界中，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认清世界的荒诞底色后，依然选择热爱生命本身，并在反抗中活出人的尊严。
不管此时读者身处生命的哪个年龄段、哪种境遇，《局外人》都是一本极好的枕边书。你嘲讽世界的可笑时，它会告诉你这很合理；当你质疑自己的特立独行时，它会慰藉你保持主体的自由何其珍贵；当你发现内心出现冷漠和决绝时，它能提醒你理性与荒诞的边界。
我们都是感性与理性的“骑象人”、某种意义上的局外人，都在寻找着在无意义中坚持生存，在反抗中创造价值的可能。行动本身将赋予世界意义，坚信“质疑结果至上”本身即反抗。
如果此时此刻你陷入虚无中无法说服自己的内心，那不妨读一读加缪，读一读默尔索——这个因太过真实而被世界抛弃的人，恰恰成了这寻找路上的一面镜子——照见我们的困境，也照见我们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