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让孩子就近读书，每个行政村都设有一所完小，偏远的村庄则开办教学点。
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庄老师，被分配到离中心校七八公里外的一所山区教学点，一下子成了山沟沟里的“孩子王”。
接待他的是村小组组长老江。老江特意让妻子杀了一只鸡，热情地招待庄老师。他说：“你是第一个来我们村的正规师范生。以前都是本村的民办教师，水平有限。现在你来了，村里娃有希望了！”饭后，他还带着庄老师逐户走访，向家长们郑重介绍这位新老师。
这个教学点有近二十名学生，隔年招生，分成两个班，却只有庄老师一位教师。当时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校长兼校丁，教书兼敲钟。村里集资建了两间房，一间是教室，另一间则兼做办公室、厨房和庄老师的卧室。教室里，年龄小的孩子坐一边，年龄大的坐另一边。庄老师先安排高年级自习，给低年级讲新课；讲完再布置作业，由班长带他们到门口朗读。接着，他又转向高年级授课……如此循环，便是当时的“复式教学”。
日子一天天过去，庄老师琢磨，与其天天累得连轴转，不如想个法子减轻负担。于是，他给两个班的班长各买了一块电子表、一本字典和一只哨子——这在那时可是稀罕物。两个孩子一下子成了全班羡慕的对象，威信自然也树立起来了。在同学们眼中，他们就是老师的“代言人”，负责纪律、卫生，甚至协助布置作业。有时庄老师外出，会提前把任务交给班长。两个孩子竟把班级管理得井井有条——几点上课、几点下课、课上课下该做什么，他们都清清楚楚。为了带好头，他们还得提前预习、吃透课本，不懂的再问老师。不知不觉间，他们已成了班里的“小老师”。有了这两位得力助手，庄老师轻松不少，同学们的学习效果也出奇地好。其他班干部也积极配合，整个班级运转得妥妥当当。
那时，学区每年都会举办现场作文和数学竞赛。庄老师用自行车载着学生去参赛，结束后还请每人吃一碗面，加一条五香卷。这份款待成了小选手们回家后津津乐道的骄傲。而比赛结果公布时，山里娃的成绩常让评卷老师惊讶不已：山沟沟里，怎么飞出了金凤凰？
主科教累了，庄老师便把歌谱抄在牛皮纸上，用竹片夹好挂在黑板前，一句一句教孩子们唱歌。一个学期下来，他们学会了好几首。歌声飘荡在课间，飘荡在放学路上，甚至飘到了周末放牛的山坡上。庄老师还带他们上体育课，教队列队形、四面转法，带着跑步、做游戏。他挖了沙坑供学生跳高、跳远，又在操场中央立起竹竿，像完小那样，升起一面鲜艳的国旗。
有一次，庄老师去省城办事，从周五离校到周二下午才回来。这几天里，孩子们依然按时上学、放学，国旗依旧每天升起、高高飘扬，家长们竟都没察觉老师不在。
村民们为村里来了位科班出身的老师而高兴。他们发现，孩子的普通话标准了，字写端正了，学习更自觉了，墙上的奖状也一张张多了起来。孩子们回家总把“老师说”挂在嘴边：老师说要认真学习，有了知识才能出人头地；老师说尊敬长辈，爱护弱小；老师说不能偷懒，要帮家里干活；老师说要讲卫生，天天扫地、换衣、洗澡……老师说的一切成了他们心中最信服的声音。
村里谁家杀了猪，一定会请庄老师去打牙祭；谁家有贵客来访，也总要请老师作陪。因为他见多识广、说话得体，能请动老师，是主人家的荣幸。
庄老师平时自己做饭。每周一，孩子们都会带几块木柴给他当燃料，还轮流送来新鲜的蔬菜。到了竹笋丰收的季节，他们会特意上山采笋，剥皮、焯水、腌好，再送到老师手里。
几年后，庄老师调往平洋的完小任教，学区也陆续派来新的师范生，接棒这所单人校的使命。孩子们随着年级升高进入完小，他们发现：山里的孩子并不笨，成绩不比大学校的学生差。有人后来考上了县一中，还有人考进了重点大学。其中一位学生，毕业后参与了国家重大工程，担任项目管理者。每次回乡，他都带着礼物去看望庄老师，汇报自己的工作近况。有一次听说老师做手术，他还联络了许多同学，一起送上慰问金。
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农村人口流动，政府对教育布局进行了调整：教学点并入完小，完小又并入中心校。那所单人教学点，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为一代人心中的一段温暖而永久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