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我到了新加坡。一天下午，我与堂兄和堂嫂一起探访骆明先生，先前已同骆明的女儿丽茜约好。在近郊一条安静的小街深处，我按响了门铃，这是一座两层的小别墅，门内是小花园。丽茜微笑着将我们迎入客厅，稍候几分钟又将我们带入后面的房间。我已知道这半年来骆明先生多次进出医院，每星期透析三次，身体已大不如前。显然他刚被从床上移到边上的轮椅，我们就这样交谈起来。
我们最近一次见面已是10年前的事。那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应邀到浙江富阳参加郁达夫纪念活动。话题自然从这里开始。那次会议间歇聊天时，他谈到自己刚组织重印了一套《新加坡（1930—1948）经典作品集》，大受欢迎。我也谈到父亲杨骚1928年在上海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受难者的短曲》，全部写于新加坡。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初版本中还有一段文字论及这本诗集，说这些诗歌“表达了追求光明的失败”，“充满了愤慨和激越，好像披发行吟的浪漫的骚客”。他听后眼放光采，细细问了情况。两年后，在他的主持下，《新加坡1929年之前“怀念经典”作品集》一套也重印出版了，包括《受难者的短曲》。
骆明先生仰靠在轮椅后背，慢条斯理地说：“这本诗集完整呈现出来真是费了周折。”
我说：“是的，多亏您坚持下来，还有友人们的帮助，才没留下遗憾。”
原来这本诗集重印时内容不完整，当得知时已经印成，无奈只好筹备再印。首先得寻到完整的原著，这期间骆明多方求助业内学人，得到鼎力相助，费了许多周折才复印到原著。期间我还同丽茜多次用电子邮件交流过信息。从《受难者的短曲》两次重印，我深深感到骆明先生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承与研究呕心沥血的付出。
我与骆明先生相识在许多年前厦门大学召开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上，之后也有过交往。有一回他和夫人因事到漳州，我们在漳州宾馆舒适的茶座里品茗聊天。这一幕他还记得，笑着说：“一晃我都90岁了。”此时进门倒茶的菲佣善解人意地说：“大家合个影吧。”大概来访者都有这一项内容，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影像。
我们谈了有半小时，他显然觉得身体不舒服，候在门外的两个年轻菲佣进来，熟练地将他挪移上床铺。骆明先生刚刚出了一本新书，叫《九十年的回眸》，他送给我和堂兄，他坚持要签名。他是半卧在床上，用颤动的手指握笔勉力写着字。
我们告别了，他抬起手微笑地招着。临走时征得同意，丽茜带我们到二楼参观了骆明先生的书房。我在书山中行走。丽茜是毕业于厦门大学的文学博士，她熟悉地介绍着。我在喃喃的话语中感受着一个守望者的伟岸精神。
我回到中国。半个月后，收到丽茜的短信：“父亲已在4月18日2时40分安详地走了。”眼前漫生出一片白雾。
骆明先生是厦门人，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随家人南下新加坡，父子俩先后同为教育界人士，骆明后来倾力投入文学事业。只要提到新加坡及东南亚华文文学，骆明一定是绕不开的人物，我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