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志锋
钟尚文是“文萃三烈士”之一，他的事迹众人素来知道不多，他在福建的爱国英勇行为就更是鲜为人知了。笔者通过多方查阅党史资料，就所知的有关钟尚文烈士的事迹诉诸笔端，以飨读者。
骆何民（1914～1948） 原名骆家骝，又名仲达、钟尚文，江苏江都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宣传部长、组织部长。
1940年初任湖南进步报纸《开明日报》任编辑，1941年1月16日，国民党特务查抄《开明日报》社，遭到逮捕，夏天越狱逃出。1942年秋经旧友谌震介绍到福建永安，化名钟尚文，任福建省物价管制委员会秘书，并参加共产党人杨潮（羊枣）等组织的东南出版社和协助创办《建设导报》。
1944年春，时任国民党福安县长的胡允恭（失联的中共地下党员）为了不让“中统”“军统”“三青团”分子插手福安县政务，有意安排进步人士任职。他电请福建省省长刘建绪把在永安设计考核委员会任职的钟尚文，派来担任福安县田粮处副处长这个重要职务，掌握财权。钟尚文到任后，经常与胡允恭深入了解民间疾苦。
为了发动群众揭发地方大绅士、大地霸鱼肉人民的罪行，他们先从县城各个保开始，轮流召开群众大会，由胡允恭和他主持，指定卓玉集、陈松青为通译员。他们的讲演一针见血地抨击地主、恶霜、劣绅们垄断乡曲、颠倒是非、利己损人，不择手段地勾结官吏、敲诈勒索、狐假虎威，欺压人民。每次讲演都号召大家，有什么冤情可直接找县长。
他们认为发动群众必先重点地打击“寸土属王”的王仰丹、王晋魁等大地主。“二王”与前任县长勾结在一起，任意践踏福安人民达五年之久。王仰丹、王晋魁兄弟数千亩土地，在丈量土地时，贿赂“土地仔”（丈量员）， 化整为零或转嫁他人，五年不纳租税。甚至“二王”的远房堂兄弟，也在其庇护下只交一半或三分之一，计欠纳租税多至数千石。
为此，胡允恭与钟尚文研究决定，成立福安县地粮整理协进会，刘宗璜为秘书。县地粮整理协进会下辖各镇区分协进会，派员复丈田地，使大地主的田地不能遁形变相。有了这个根据，派人预先警告“二王”，所欠赋税，早缴早好，越快越妙。他们不听，挨延观望。胡允恭就师出有名地采取手段——拘禁王家的远房兄弟，严令其纳完所欠租税了事。王仰丹在大公无私的胡县长面前自觉心怯，只好听令，一一照补，仅完粮的挑运费用就花去了数千元。此外，王家商店遍布全县，五年漏税，也被勒令补交一万多元。
钟尚文在福安田粮处副处长位置上干得风风火火，与羊枣等办的报刊影响也日益增长。1945年7月，国民党逮捕了羊枣，钟尚文也受到牵连。同年8月，国民党闽东警备司令石西卓急匆匆找到胡允恭，拿出刘建绪的一张加急电，由石的秘书译出，电文大意如下：
石司令、XXX专员：
查福安县田粮处付处长钟尚文，有“共匪”嫌疑，望迅即速捕，解送省政府审办，不得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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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钟尚文再次被捕，这已是他第六次被捕入狱。被捕后，他被临时关押在福安专员公署。胡允恭去看望他时，他镇定自若，对革命充满信心。胡允恭和他商量，要将他的妻子和孩子带离福安，以免受牵连。钟对胡允恭说：“可能你也会被免职。” 胡允恭答：“我不怕他免职，已经就电请辞职。”8月上旬，胡允恭带着家属以及骆何民的妻子、孩子，一同去了永安。
中共永安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的《羊枣事件》一书说：“钟尚文因羊枣案被捕后，囚禁于福州监狱一年多，1946年8月由刘岳厚（一说由陈矩孙）保释出狱后经福州赴上海。”笔者收藏了一张旧照片，照片上印有“福安田粮处同人欢送钟副处长赴榕恢复自由纪念”等文字，背面用钢笔书写“1946年3月骆何民在福安为羊枣案坐牢，要介往福州，出来一天和同人照的相”，估计是照片保存者所写。说明了钟尚文是1945年8月在福安县被捕，关至1946年3月押往福州，并非“囚禁于福州监狱一年多”。
在上海，钟尚文参加了中共上海工委领导的刊物《文萃》《评论报》撰写稿件。1948年7月19日，国民党当局查封文萃社，钟尚文于21日遭捕。同年12月27日陈子涛、骆何民同时在南京雨花台慷慨就义，吴承德被解往宁波，壮烈牺牲。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被人们称为“《文萃》三烈士”。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新闻界为《文萃》案烈士殉难一周年而举行追悼会。讣告中说：“《文萃》在上海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最黑暗时期，真实报道消息，指示正确方向，为千万人民增强了革命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