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开顺
《商镇兴衰：洪江的商业历史与地域社会建构》（以下简称《商镇兴衰》），32万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出版。作者吴晓美是福建屏南人，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先后在湘西的吉首大学和海南师范大学任教。
可以从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两个维度评价一部学术著作，后者体现为学术参考价值、学术影响力和社会效应等。《商镇兴衰》的外在价值在于它是至今唯一的一部整体性研究洪江的学术著作。作者说，她对洪江商镇研究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整体性研究洪江。这也涉及研究对象是否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问题。洪江的重要研究价值源于两个时期洪江的特殊存在及其社会影响。其一，洪江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湘西最繁荣的商镇。1933年出版的《中国实业志·湖南卷》记载，1930年洪江市场的货币流通量仅次于省城长沙，居湖南省第二位。1938年沈从文在《沅水上游几个县份》中写道：“洪江是湘西中心”“通常有‘小重庆’称呼”。其二，“洪江古商城”文旅热引发的研究价值。历史上的洪江商镇在民国末年衰落，但至今仍有连片保存基本完好的380多幢明清和民国时期的会馆、商号、钱庄、镖局、报馆、戏院等大型建筑。2002年，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与多名古建筑、商贸史专家考察洪江时，认为洪江商镇遗址是我国南方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和发展初期的活化石，是业态完整的商埠博物馆。罗哲文题词“中国第一古商城”。从此，洪江在大力发展工业新产业和新技术的同时，开发尘封的商镇遗址，以“洪江古商城”为旅游名号，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已被纳入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预备名单。二十余年中，以“洪江古商城”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层出不穷。有关“洪江古商城”研究的学术论文多达数百篇，但是，学术著作却只有少数几部，而且，唯有《商镇兴衰》整体性研究洪江历史和区域构成因素等，学术参考作用和社会影响最大，体现了这部著作的外在价值。
《商镇兴衰》的外在价值在于它丰富而严谨的资料性。作者曾多次赴洪江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过程长达六年之久，手抄资料多达20多万字。作者对《商镇兴衰》中大量引用的资料都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和鉴别。如，对当地流行的“千年古商城”之说予以否定，因为洪江作为商镇的历史并没有上千年。又如，古代的“城”和“镇”是有区别的，宋代以来的“镇”是县城之外人口数量较多、商贸较为发达之地，大于一般集市性质的“市”。古代洪江没有城墙也不是县城，但洪江的人口数量和经济总量都远远超过所在的会同县县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洪江又是湖南省第一批县级市之一。所以，罗哲文以“古商城”概念将洪江区别于一般商镇，也有别于古代军事要地和县城的“城”。由于古代没有“商城”，所以作者坚持用“商镇”概念。她说，“历史上的洪江的确是一个标准的市镇”。《商镇兴衰》因其翔实而严谨的资料性而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学术著作的内在价值存在于文本本体中，如理论创新或新的理论视域、有学术价值的新材料的发现和使用、积极进步的思想性等。《商镇兴衰》的内在价值在于作者的历史人类学新视域和整体而深入的论述。历史人类学是一般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融合。一般历史学主要研究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和社会制度变革等宏大的历史进程，以精英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依托正史进行研究。历史人类学侧重一定区域内微观而日常的事件，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习俗、社会关系与历史记忆等，注重田野调查，从中获得第一手资料。简而言之，一般历史学注重“在朝”和“在上”，而历史人类学将“在朝”“在上”与“在野”“在下”相结合，二者视域互补，共同还原历史全貌。《商镇兴衰》对洪江商镇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如前文所述，对洪江商镇的整体性研究。一是纵向的历史时间的整体性。作者说：“此书的研究虽围绕‘商业历史’展开，但并不割裂商业时代与前商业时代的联系。”洪江在前商业时代即形成商镇之前，主要是苗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古代泛称为“苗”）聚居地。虽然前商业时代的史料极少，但作者通过碎片化的文字、碑记、民间口传历史的整理，大致勾勒了洪江商镇之前的历史。二是将洪江这一特殊区域的形成要素，如自然环境、朝廷（国家）的治理、“人”的活动、文化习俗等，作为一个有机互动的整体进行研究。
第二，历史人类学的区域研究理论的支撑和研究。历史人类学所关注的区域，不同于一般历史学侧重关注的军事、政治中心和重要区域，也不局限于单纯的自然环境区域，而是在国家治理的宏观背景下，由人类活动所形成的特殊区域，尤其侧重边缘区域的形成过程及其演变规律。古代洪江本是边缘区域，逐步演变为湘西经济中心。洪江坐落于沅水上游与巫水的交汇处。沅水发源于贵州高原，注入洞庭湖，通达长江，全长1033公里。其中贵州境内465公里，叫清水江，湖南境内568公里，叫沅水或沅江，洪江是湘黔交界的边缘区域。从北宋开始，朝廷对沅水流域的管辖和治理，从沅水下游的常德逐步向中游，再向上游各县推进。明清朝廷在沅水上游各州县屯军，洪江成为朝廷的军事前哨和军事边缘区域。明初朝廷实行“江西填湖广”，清代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汉人移民大规模进入沅水中上游流域，从事垦殖、商贸等经济活动，洪江又成为汉人移民与清水江流域“生苗”（未纳入朝廷统治的少数民族）聚居的、被朝廷称为“苗疆”的边缘地域。明清朝廷在沅水上游和清水江各县兴办书院教育，推行汉文化。清朝廷在清水江等贵州“生苗”聚居地设置纳入朝廷行政建制的“苗疆六厅”即六个厅（县）的建制，同时，大规模疏浚清水江河道，拓展与沅水的通航，发展陆路交通。清水江流域盛产优质杉木，被朝廷和长江中下游富家作为优质建筑用材采购，因而在清水江流域形成南方最大的木材贸易市场。洪江也因而成为沅水上游最大的木材集散地，外地汉人客商纷纷涌进，逐渐形成商镇。这就是《商镇兴衰》所论述的洪江在明清时期“苗疆治理”的背景下，由边缘区域演变为大型商镇的“兴”的历史。如作者所说，“在明清两代差异化的苗疆治理方略下，洪江由一个区域军事控制部署中边缘化的据点转而成为区域中心商镇。洪江是一个因‘远方’（贵州苗疆的经济开发）而长成，又被‘远方’（物资原产地和销售地）所形成的商镇，具有面向外界的开放性，不仅吸引着物的汇聚，也不断吸引周边乡村的人口，形成一种‘随物聚散’的人群流动。因此，商镇洪江天然是一个区域性的地域社会，开放性和流动性构成其基本特性。”
第三，历史人类学视域对普通“人”活动的研究。《商镇兴衰》使用了“洪江人”这个人类学概念。“洪江人”不同于以自然地域称呼的“某地人”，也与“闽南人”“广府人”等汉族各级支系的“人”的概念不同。“洪江人”特指明清时期来自18个省、80多个县份的汉人客商，在洪江定居经商，逐渐演变的湘商分支“洪商”群体。《商镇兴衰》论述了“洪江人”对洪江商镇之兴的历史作用和特点。他们不同于举族迁徙而又聚族而居的、以垦殖和农业为主的汉人移民。他们的迁徙特点是沈从文所说的“一个包袱一把伞，来到湖南当老板”。他们没有因聚族而居而承续的原乡汉族宗族制度，不置田产，但不断积累资本金，同乡会馆在全镇林立，包括福建会馆。会馆也是客商保持故乡宗教与民间信仰的祭祀场所，如洪江的江西客商最多，建有最大的会馆——江西会馆“万寿宫”，供奉江西道教和民间信仰的许真君神。“洪江人”不兴科举，但晚清与民国时期大力兴办学校教育，进行科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商镇兴衰》论述了“洪江人”的许多特征，如，全民经商或从事手工业、服务业，在商道文化中融会儒商文化和近代商业的契约精神，兴办钱庄、电报局、报社、戏院、照相馆、放映黑白电影等，使用电灯、自来水等。《商镇兴衰》重点论述了洪商的商贸行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的自治。明清时期洪江没有县级官府，只有派出机构“巡检司”，以及商业税务机构“厘金局”，清代设有绿营兵基层单位“汛把总署”。洪江商镇的商务管理和社会治理，包括公益和慈善事业，通过十大会馆和民国时期转设的商会进行自治。作者说，“洪江由于并非行政中心所在地，国家对市镇的政治控制较弱，社会治理往往仰赖一些‘中间群体’”，“其中，商业会馆、行业公会等商人组织之于社会公共事务的高度参与，常使得市镇社会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治’特征，并在社会整合与近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洪江商人这一“在下”的社会群体对洪江商镇兴起和自治的历史作用，是在国家治理的背景下和国家在区域活动的参与中进行的。历史人类学认为，对于一个区域，国家不仅是一种外在的存在和力量，也是这个区域内在的一部分。《商镇兴衰》既论述了明清时期“国家对市镇的政治控制较弱”而形成的商人自治和对洪江商镇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也揭示了外在的政治控制对洪江商镇衰落的直接影响。洪江是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大后方边缘的经济重镇，也是逃亡难民和迁徙机构的重点城镇。一方面，抗战时期的洪江商镇达到人口数量的高峰和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洪商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如依托发达的桐油产业为抗战提供经济上的贡献。另一方面，各种苛捐杂税和摊派严重影响商业的发展。作者说，“商人本质上是重利的，面对名目繁多的战时摊派，洪江商户通过种种策略……制造流动以减少甚至逃避被榨取的激活与处境”，“也将自己变成一个不依附于一地的群体”。在抗战后期，国民党官僚集团为了榨取洪商资金，制造了针对洪江富商的巨大冤案。作者指出，“‘八大油号资敌案’虽以一场虚惊收尾，却沉重打击了洪江油业。”作为洪江商镇最大支柱产业的桐油业因官司缠身而资金耗尽，加之抗战胜利以后流亡人口纷纷撤离洪江，洪江商镇终于在民国末期衰落。所以，《商镇兴衰》是一部将“在朝”与“在野”研究相结合，将国家治理等外部因素与区域普通商人的因素作为商镇兴衰整体因素综合研究的学术著作，具有较高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也由于洪江成为商镇之前的史料极其缺乏，因而对洪江形成商镇之前的“草市”和“集市”时期的研究不够，是这部著作的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