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广奇
食盐是最常见的调味品，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沙县城战斗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的重要战斗，是沙县成为中央苏区县的关键之战。二者乍看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却暗藏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寻常的欢迎
1934年1月下旬，国民党军镇压“福建事变”后，重新对中央苏区发起进攻，建宁危急。负责对敌的红一军团兵力不足，在建宁北部的坪寮、鸡公山、三甲嶂等战斗中打得异常艰难。中革军委遂命令红三军团四师从沙县北上支援。
红四师是沙县城战斗的主攻部队，下辖三个团，其中十、十一两团于1月25日第一批攻克沙县城墙并与敌人展开巷战，在激烈的战斗中红十团参谋长姚喆受伤。为了支援兄弟部队，红四师没有休整，将伤病兵员暂留军团卫生部后，就于次日风风火火向泰宁进发。
为了表示欢迎，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携作战科长聂鹤亭，亲自迎接红四师先头部队十一团。几十年后，时任十一团政委王平仍记得这次会师的场景：“中央来电，调红四师由沙县赶到建宁、泰宁地区，归红一军团指挥参加打黎川……按时赶到指定地点，在那里等着我们接防。红一、三军团分开作战一年多了，首次会合，分外亲热。红一军团穿的不如我们，供给也困难。林彪看到我们穿戴整齐，还带着不少东西，非常高兴，头一句话问我们有盐没有……”
友军增援，一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要盐。可见当时食盐何其宝贵。
苏区闹盐荒
苏区真是太缺盐了。据1933年11月毛泽东《才溪乡调查》记录：“暴动前（才溪乡村民）每人平均每月吃盐一斤。今年（1933年）十一月每人每月只吃三两二钱。”
民国时重量单位换算，1斤等于16两，1两等于10钱，所以才溪乡前后食盐用量大概是5比1。据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记载，1933年秋，中央苏区总人口453万。以才溪乡作参考，苏区人民正常消费，一年耗盐约5436万斤。即使将标准调低至毛泽东1933年11月调研所得数值，也需耗盐1087万斤。不过，这个数量还是太庞大了，中央苏区根本没办法提供。因此苏区其实使用的是更低的供盐标准。王贤选、何三苟在《中央苏区反经济封锁的片断回忆》说：“当时估计，食盐每月需要至少十五万斤”。按此，则一年只需盐180万斤。
“每人平均每月吃盐一斤”的用盐数量偏高，可能包括生产、腌制食品使用的盐量。“每人每月只吃三两二钱”，则每人每天只有3.3克盐。“每月需要至少十五万斤”，则每人每天仅0.57克盐，远远低于人体所需。即使这个标准，苏区也很难实现。
主要原因是中央苏区不产盐，所需食盐全部外购，而外购的渠道却被国民党封锁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从红军创立苏区时就开始了，1932年封锁加强，1933年达到顶峰。国民党赣闽粤“剿匪”总司令部于1932年8月20日颁布了《封锁“匪区”纲要》要求：邻近苏区各商店的货物，不准批发，只准零售。居民购物须经保甲长出具“良民”证明，所购物资数量需登记在案。即使这样，国民党还嫌不够严格，1933—1934年初又陆续出台了“十四条法令”，将各种可能的缺口牢牢堵住。因此，无论是大宗采买，还是百姓点滴偷运，苏区获取食盐都非常困难。
为了应对食盐等物资短缺，苏区成立了对外贸易总局等机构，并成功打通一些地方军阀、商人的关系，断断续续买了些食盐。据王贤选、何三苟回忆，“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苏区盐、布、西药材更加缺乏，进出口任务更重，光食盐进口就要三十万斤”。但纵使实现进口任务，这个数量也仅为所需盐量的三分之一。于是，苏区发动群众性熬盐（硝盐）运动。硝盐的原材料是老土墙、老屋地面、厕所底土中的硝土，经熬煮提纯后可得到氯化钠和硝酸钾的混合物，长期食用易浮肿、中毒。根据《革命语境下的反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熬硝盐运动的历史考察》介绍：至1934年初，闽浙赣省开办的硝盐厂有“一三三五个，一九三三年七月至十二月产硝厂的统计为七万多斤”。闽浙赣苏区拥有人口100万，按7.5万斤算，通过熬制硝盐，可提供闽浙赣苏区所需盐量的八分之三。不过这些硝盐不仅供食用，还得用来制作火药。以闽浙赣苏区硝盐产量为参照，苏区仍旧缺口约百分之三十的食盐。
当时，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零零碎碎往苏区运送食盐，只是数量并不多。剩下的缺额，则需要通过战争缴获。但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红军主要在内线作战，并没有打下敌军占领的城市，没机会缴获食盐。因此，在1934年初，苏区连每人每天0.63克的食盐供给都无法实现。
据王贤选、何三苟回忆，因为缺少食盐，中央苏区的老百姓“只好用香干、萝卜水、醋坛水、辣椒干代替食盐煮菜”。2019年新华社记者刘斐发表了一篇题为《宁都无盐汤传承红军历史滋味》的文章，介绍了宁都人煮汤不放盐，其传统正是源于苏区时期的盐荒。
攻克沙县缴获食盐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红军与十九路军（此时更名人民革命军）建立军事同盟，迎来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重大历史机遇。可惜此后双方并没有形成很好的军事配合，而十九路军在蒋介石强大的兵力压迫下节节败退。1934年1月1日，蒋介石的军队开始围攻延平，中革军委意识到十九路军形势危急，遂于次日组织红三、七、九三个军团解放延平西侧的沙县城，以作应对。
1月8日延平失守，解放沙县城的军事意义因此大打折扣。但中革军委并没有叫停战斗，而是在红七、三两军团组织的两次攻城战失败后仍要求红三军团“对沙县进行近迫作业与夜袭，并俟特科队赶到使用”。
22日，红三军团在特科队的帮助下爆破攻城，但遗憾未能成功。23日，十九路军全部投降，国民党第五纵队集结黎川，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此时，红军再留在沙县城外将影响苏区的防御，于是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迅速北移。但彭德怀认为沙县城仍有解放的可能，遂向中革军委争取再打一战的机会。最终，红三军团于25日顺利解放沙县城。
延平失守，占领沙县城的战略意义已经消失，但中央红军仍然四战沙县城，说明这场战斗还有其他目的。
其实，早在1月2日沙县城战斗发起之时，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代表、中共中央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曾致电中共中央，建议“采取最积极的措施，以便从福建取得弹药、食盐、衣服等”。沙县城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少有的外线作战安排，是获取物资的难得机会，因此才会如此锲而不舍地发动攻城。
至于沙县城解放后红军究竟获得多少食盐，目前未见具体数字的史料。《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在谈到沙县城战斗收获时，特别提及收获“大量食盐”，并强调这些“缴获物资，对于缓解中央苏区的物资供应困难起了重要的作用”。王平回忆林彪迎接他时向他讨要了两样东西，除了上文提及的食盐，还有子弹。沙县城战斗缴获子弹10.8万发，即使都留在红三军团，人均也不足10发，红三军团弹药紧缺，因此他拒绝了。而食盐给得干脆，说明的确充裕。
据1992版《沙县志》记载，1935年沙县人口约12万人。沙县城作为盐仓的所在地，按1月—3月的储量算，食盐应在10万斤—30万斤之间。《沙县志》还称：“县内唯一较大仓库为盐仓，库容约2000立方米。”这个库容量远大于沙县本地储盐所需，据此推断，沙县可能还是周边县食盐供给的中转地，储盐量或许大于30万斤。
当时，沙县是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师部所在地，是沙溪河上重要的商贸城市，物资丰富。从1936年的沙县城内略图可知，当时的盐仓巷位于城内左下角“上状元坊”，与小水门、西门街相通。1934年1月25日，红三军团炸开沙县西门城墙，最终攻克沙县。盐仓巷仓库里的食盐自然成了战利品。在老红军的沙县城战斗回忆中，不仅提到食盐，关于布匹等其他物资的描述也不少。应该说，以食盐为代表的物资确实是红军发动沙县城战斗的重要目标之一。